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蜻蜓粘回来，也没什么用，乐趣都在过程中。顶多放养在家里的纱窗上，让它吃蚊子。也有的孩子把蜻蜓的翅膀撕去一半，像扔纸飞机那样扔着玩，此时的蜻蜓还能飞，但飞不高，扑腾而已；或者在蜻蜓的尾巴上拴根线，像放风筝一样。更有手黑的孩子，捏着翅膀，将蜻蜓“分尸” ，然后喂鸡。
用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粘鸡鸟（即知了，北京孩子又叫“伏天”、“大马猴”）。鸡鸟都趴在柳树的高处，一般的竿长度够不着，得杆接杆。粘起来比蜻蜓费劲，要寻着叫声仔细观察，发现猎物，弄不好还得登栅栏爬墙上树，有时候好不容易让竿够着了，鸡鸟一察觉，飞了。我们院有个孩子小时候为粘鸡鸟，在复外一小铁栅栏的横梁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头没事，栅栏尖扎着了肚脐眼儿。
那时候可逮的活物并不只是鸡鸟和蜻蜓，像蚂蚱、刀螂（螳螂）、扁担、老牛、花大姐等等，随处可见。晚上路灯下遛几圈，能抓几碗“一斗油”，回来放锅里炸着吃，据说还挺香。
这都是老北京的儿童游戏，六七十年代也玩。
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儿童游戏，两头尖，中间大。”木头做的，状如枣核。它的配套工具是“刀”，也是木制的，形状和菜刀没两样，有时候也拿光板的乒乓球拍子当刀。玩法是用刀剁嘎嘎的尖部，使之弹起，再用刀面猛击，将其打出去，越远越好。游戏规则也许版本不一，但套路差不多，也是“锅”式玩法居多。先画个圆锅，把嘎放在锅里，猜先。先打的可以击三次，再由对手往锅里扔。有一个规定是，如果把嘎弹起来，但刀没跟上，击空了，也算一次，这在土地上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剁空了，或没把嘎剁起来，则不算，或只算三分之一次，即三次剁不起嘎，算打一次。三次都有效地击中，对守方来说，就没什么余地了，飞出去一二百米也是它。有时候一拍下去，嘎便不知了去向。
抽“汉奸”也叫抽陀螺。“汉奸”也是木头做的，圆锥型，锥部镶进一个滚珠，圆面上用彩色铅笔画几道不同颜色的圈。配套工具是鞭子，即在一根细木棍或树枝上拴一个布条。玩的时候先用鞭子上的布条缠住“汉奸”，猛一拉开，让“汉奸”在水泥地上转起来，再用鞭子不停地抽锥底，使之不停地转动。也有用手启动的，两只手把住“汉奸”，离地，猛地呈顺时针方向转动，让它转着落地，再接着抽。抽汉奸一两个人玩也没多大意思，居住环境中如有水泥地空场，那就热闹了，几十个汉奸在地上转，转起来花花绿绿，也是一景。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抓拐
拐，分猪拐和羊拐，系猪蹄和羊蹄上的一块骨头。一般是四个一副，拐上都涂有颜色。每个拐有几大部位：鼓、坑、针。辅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时候是一人一拨，找一块水泥地（家里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当色子，扔出一把，看谁的针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抛起，包在空间的刹那间，用夹、捏、抓等手段活动拐的各个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这算一个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动，是有次序的，不能乱，最后一个次序是将四个拐一把抓齐，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现掉包的情况，输赢的标准是谁能在较少的回合里完成活动拐的所有次序。
抓拐的技巧性很强，手的动作要快而稳而灵活。眼睛要盯着抛起来的包，靠手的触觉判断拐的部位。这种游戏适于女孩，男孩也玩，但肯定玩不过女孩。技术水平另说，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几副，带在身上，随时掏出来玩，即使一个人，也能自己玩。
猪拐比羊拐大，羊拐比猪拐秀气，且比猪拐难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留下来的拐已经成了一种藏品。马洁是5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她手里有一副60年代的羊拐，三十年后，送给了她的女儿。
其他如链子枪、子弹头砸炮、铁环、跳皮筋等等，尽管也是风靡过的玩的形式，但游戏成分的含量极少，接近于零，说起来故事也不多，只能点到为止。 有些北京孩子玩过的东西，归到上列哪一类，都不靠普，但不能不提，甚至大说特说，只好另归一类。其实它们之间也挨不上。
养鱼
如今四五十岁的那几茬“北京孩子”中，不少人至今还保留着养热带鱼的爱好，追溯起来，他们的养鱼史，都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个。
那时，家家养热带鱼，大人若没兴趣，孩子也养。鱼缸是自己铆的，到处找三角铁，找铁皮，找玻璃，找玻璃刀。找不到就偷。不少孩子偷着拆了家里的镜框，用玻璃做鱼缸。《父亲茅盾的晚年》里曾提到，茅盾的孙子在家里折腾，“把相框上的玻璃全拿下来做了鱼缸”。这种玻璃也就二厘，三厘的都少，做不成太大的鱼缸，顶多三四十公分长。有个朋友住在新华社附近，他们的玻璃来自新华社一个仓库的阁楼，做案工具是铅笔刀和钳子，先用刀把腻子喀嚓下来，再用钳子拔出钉子，玻璃就到手了。实在没有鱼缸，就用玻璃的水果罐头瓶子替代，有不少孩子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一溜罐头瓶子。但这不成气候，多少给人一些“业余”的感觉。
材料有了，鱼缸做起来也不大费事，主要是用腻子和铆钉来固定边角。这两样东西需要买，但都不贵。铝铆钉一分钱七个，铜铆钉一分钱三个，腻子几分钱一斤。鱼缸玻璃分成三部分，行话称：底、堵（两头）、面。先做底，把架子固定住，再往上说。
鱼的品种，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那么几种。普通的是“孔雀”，这种鱼容易活，直接下鱼，自然也最常见。稍“名贵”一点的是“红箭”和“黑玛俐”，也直接下鱼。“神仙”最少见，为热带鱼里的极品。谁家的鱼缸里有条“神仙”，那是能让满室生辉的事情，恨不得一楼的孩子都来观赏。养鱼最成风的那段日子，两条“神仙”可以换一辆锰钢车，而自行车的地位，当时居家庭三大件之首，锰钢车又是自行车里的奥迪。可见神仙之俏与热带鱼之火爆。那时也没听说有什么鱼市，都是互通有无，孩子间大体本着等值交换的原则换鱼，如三条“红箭”换两条“黑玛俐”之类。像“红绿灯”这样的甩仔的鱼，都较为难伺候，需要“粪”，有的要用蒸馏水养，一般孩子就不费这劲了。
鱼虫也是自己去捞。像护城河、莲花池、青年湖，大凡沼泽水域，每天都有成伙的孩子带着家伙来捞鱼虫。有一阵子地铁工地发大水，长安街沿线成了一条河，也成了捞鱼虫的好去处。也有走街串巷卖干鱼虫的，用纸包包着，大小不一，几分钱一包。
热带鱼并非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北京人养鱼的历史当然不可能这样短。但是，如果写一本人类养鱼史，六七十年代是不能不重点提到的，因为此前和此后，都不再有过如此盛大的养鱼景观，能让它成为一种覆盖了几乎所有男孩子的娱乐方式。绝大部分养过鱼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终身的热带鱼爱好者，他们是随着潮流卷入了由孩子组成的养鱼大军之中。
如今，鱼市上的品种已经数不过来了，各种鱼缸琳琅满目，前几年，大商场里都摆着上万元的进口鱼缸（水族箱）。现代化的养鱼工具也一应俱全，要从养鱼中找回童年的感觉，已是难上加难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养蚕
每年春天，清明一过，就到了养蚕的时节。
头年让蛾子把仔甩在纸上，一片一片的。来年开春，就可以生出小蚕。蚕都是在纸盒子里养，小的时候，放在针剂药盒里就行，长大了，就得换成鞋盒子。
养蚕的难题不是拿什么养，而是拿什么喂。蚕只吃桑叶，北京的桑树并非随处可见，尤其是城外的大院里，桑树更少见。有时候拿榆树叶对付，蚕不爱吃，也不能健康成长，有的甚至绝食而亡。
寻访桑树，让不知多少孩子踏破了铁鞋。大家都一样，为弄一顿桑叶，不惜远涉十几里地，不惜贡献出最舍不得出手的小人书、三角、弹球，不惜翻墙入院冒偷东西的骂名，甚至不惜被桑树的主人抓住暴揍，打断了腿的。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当年特地买了张通用月票，见天从城里跑到西山摘桑叶。得到桑叶的一刹那，用“欣喜”来形容孩子的心情，是并不为过的。一个楼里，孩子都养蚕，但桑叶的来路，各是各的。众多家长也跟着忙活，有的家长单位附近能弄到桑叶，那就是每天的第一要务，将采来的桑叶垫上湿毛巾，搁在饭盒里。很多孩子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上顿没下顿地把蚕养大的。谁有固定的桑叶来源，不仅自己高枕无忧，倘再能分别的孩子一杯羹，就会被当救星一样供着。弄着桑叶，要把它捂在湿毛巾里，保持水分，这样可以存一两天。说一句回头话，那时要有人做桑叶买卖，肯定发财。
赵忠祥小时候也养过蚕，他曾目睹一帮孩子“洗劫”桑树的壮观场面：
记得我住的胡同东口，有一个把角儿的大院子，院门很大，但紧琐着，围墙很高，外面刷成深灰色，每天都聚了十来个男孩，叠罗汉似的，从墙外，上了人家墙头，里面大院子靠墙的地方，长着一棵大桑树。看人家院子的气派，不知住的什么人，反正他们家不会养蚕，孩子们又不可能被人家请进去堂而皇之地采桑叶，只能公开地“偷”，洗劫桑叶，头几天翻上墙头的孩子还用手捋，过了几天靠墙边的桑叶已经没什么了，远处的用手够不着，不知哪个孩子由家里拿了根竹竿，在竹竿上拴了一个绳套，大家“有物的出物，没物的出力”，身子灵的上墙头，有劲儿的当底托儿，扛着上边儿的孩子，摘完了桑叶，大伙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