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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 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驻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 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
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6）
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曾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的任荣在回忆周恩来对阿沛·阿旺晋美的保护时，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6年9月27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了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 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说的是实情。如果不坚决、周密地加以保护，那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境的确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文革”开始后，早已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然免不了受到冲击的厄运。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强行冲进班禅在北京的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红卫兵对班禅过火的批斗行为。
之后，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由解放军保护起来。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要好好保护班禅，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他弄走。你们要向中央负责，不能让班禅出事。”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7）
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周恩来这才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刁难，班禅被送进监狱。但周恩来仍想方设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禅，并试图让班禅出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班禅重新获得自由后，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正地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对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所说的：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文革”中，党的统战政策是最难坚持的政策之一，统战工作也是最难坚持的工作之一。为使这一政策和这一工作不至于崩溃，周恩来尽了极大努力。尽管艰难，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969年初，当李宗仁在直肠癌、肺气肿、肺炎等多种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时，他仍深深地惦记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临终之前，他交代：把周总理拨给他的生活费送还给国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几百年历史的外国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周恩来对干部和民主人士的保护，其力之所及也越来越有限，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有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需要想方设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心境：“对党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力保栋梁（1）
力保栋梁，生死相依，在艰难处境下尽最大努力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直指党内高层。
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直到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屈奋斗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些自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就与资本主义道路无缘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很快就被打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
如此“革命”，许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问总理，总理也不明白。
谁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伙人——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打倒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目的阴谋家——明白。
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过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一大批妨碍阴谋家篡党夺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党内一小撮”揪了出来。
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揪出来的人，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在特殊的环境中尽量保护他们，成了周恩来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保？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毛泽东的直接支持，正红得发紫、得势猖狂，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公开为大批受冲击者开“绿灯”，显然不是时机，也根本行不通；正面与林彪、江青一伙冲突，也未必是好的办法。历史的扭曲给周恩来造成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这使得他必须对老干部采取巧妙的保护办法。周恩来发挥了他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也为此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最初对老同志的担心，是他们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语。“文革”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和到处夺权之风盛行，许多老同志开始既不理解又产生反感。周恩来手下的一些部长们意见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