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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反对冒进（4）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反对冒进（5）
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意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为真正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他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做出安排：会议从本日开始，每周开三至四次。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的小组。以上七个研究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认为：
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反对冒进（6）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