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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明园大宫门，已经是空空荡荡，守卫它的只有一群侍卫的太监，皇家御园圆明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
法国人本以为在圆明园会遭遇一场恶仗，结果却完全两样。最初，留守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亲自出面拒绝了法国部队进入圆明园的要求。法国军队因为不知道圆明园的守备情况，暂时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法国军队走后，文丰急忙召集圆明园的守卫禁兵，竟无一人应命，因为这时对圆明园负有守卫之责的禁兵已经全部逃散。文丰知道洋人不会就这样乖乖离开，忧心如焚。
果然，法国部队很快又折了回来。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翻墙入内，打开了圆明园的大门。当走在最前列的法军士兵来到出入贤良门的时候，他们却意外地遇到了二十余名技勇太监的自杀式抵抗。冲突虽然短暂，但进行得异常惨烈，结果，法军方面有数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军官；技勇太监这边，八品首领任亮战死，其他人受伤被俘，随后悉数遇害。当晚七点钟，法国公使葛罗，法军司令蒙托邦入踞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管园大臣文丰深感凭一己之力无法保护圆明园，绝望之下，投福海自尽。
对于法国军队来说，占领
圆明园是一个极其意外的收获，短暂的狙击战过后，圆明园全部落在了他们的掌控之中。
十月七日清晨，法军指挥官蒙托邦在圆明园稍作浏览，像所有人一样，蒙托邦对圆明园的奇观印象深刻。十月八日，他曾这样写信向朋友描述他对圆明园的第一印象：“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伯纳·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海军上尉帕律的感受更加具体，他在《1860年远征中国记实录》中写道：“看见夏宫后，联军中的所有人，虽然学历、年龄与思想各不相同，所得出的印象却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花园了。人们都震惊了，都说，法国所有的皇家城堡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
十月七日中午，英国特使额尔金和指挥官格兰特也抵达圆明园，浏览之后，他们对圆明园的惊讶一点也不亚于法国人。额尔金评论说：“圆明园确实是一项精致的文物，像一个英国公园一样——数不尽具有漂亮的房间的建筑，充满了中国的古董珍品和精美的时钟、铜器等等。”（《圆明园史话》）英法联军中其他人的观感也都大略如此。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欣赏美景，他们的眼睛全都被园子里的珍奇宝贝吸引了，抢掠已经开始。
英国人和法国人谁都不肯承认自己率先开始洗劫圆明园的行动。法国人声称：“尽管他们比英国人先期到达圆明园，不过，他们的指挥官蒙托邦将军命令‘在英军指挥官到来之前，不要触动园内物品。’”英国人的说法则相反，他们认为“法国人早已占据了好久，并且掳取了不少最可宝贵的库藏。”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双方都没有严令抢劫之风的发生和蔓延。相反，两军会合之后，抢劫立刻变得合法化了。英军特许军官们任意挑选他们所喜爱的物件，作为纪念品。同时，每个军团分为两组，两个组上午和下午轮换进入圆明园。法军方面也是一样。
多年后，在以各种形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当事者们详尽地描述了当年在圆明园里发生的事情。
英军指挥官格兰特的翻译斯温霍（RobertSwinhoe）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描述了抢掠的场景：
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撞，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碰手，在搜寻和抢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子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型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尊重身份的事情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优势的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
法国翻译官、当年二十岁的德里松在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在书中，德里松做了如下回忆：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样式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德里松还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抢掠方面的不同点做了一番对比：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独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
劫掠和破坏是同时进行的。发了狂的英法兵士们把能拿走的尽量拿走，拿不走的就随手破坏。对此额尔金采取了冷漠的观望态度，他在十月七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劫掠和蹂躏这样的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价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连五万镑也不值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洗劫（2）
为了避免分赃不均，英法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战利品管理处”，对所有的“战利品”进行拍卖，在这场特别的拍卖会上，价值连城的珍宝仅拍出了八千镑的低价，连同现金一万八千镑，分成三股，其中一股归军官，两股归士兵。作为英军最高指挥官，格兰特没有参与分配，他得到一只纯金的工艺瓶作为纪念；同样，法军最高指挥官蒙托邦也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他们还分别给英国女王以及拿破仑三世留了一份礼物。如此以来，英法联军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皇家御园——圆明园的战利品。
抢劫和拍卖持续了两天时间。到了十月九日，英法联军离开圆明园的时候，这支混合队伍变成了一支运输大队。
德里松在他的书里谈到了英法联军撤走时的场面：
说到车辆，还有一件稀奇事。在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辆——也就是将军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
通过抢劫圆明园，英法联军的官兵们全都发了横财。许多普通士兵回国后，通过变卖从圆明园抢得的珍宝，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斯回国后，因拥有大批圆明园珍宝甚至获得了“中国詹姆”的绰号，这笔财富使他享用了一生。一八六三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行宫建造中国馆，专门收藏中国珍玩，其中大部分珍宝来自圆明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也藏有大量来自圆明园的文物，其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名作《女史箴图》（唐人摹本）就是其中之一。
一八六○年十一月七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从北京发回的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六百万镑。”这只是一个不懂中国文化价值的外国人的初步估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圆明园损失物品的清单，不过，现在就开始清点还为时过早，因为圆明园所遭受的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初劫之后（1）
咸丰皇帝是通过奕訢等人十月八日的奏折，得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的消息的。盛怒之下，他只好在无能的军事将领身上出气，立刻将“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瑞麟著即革职，以示惩儆。”同时，咸丰皇帝也被英法联军的暴行吓破了胆：为了防止英法联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紫禁城皇宫，一再谕令恭亲王等人速办和局。
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是一片狼籍。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抚局的礼部大臣鲍源深，大概是第一个看到劫后圆明园的官员。他在《三天入直琐记》里记录了十月八日的见闻：“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窗槅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散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傍。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傍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
一直担任清廷代言人的大臣恒祺也是最早目睹圆明园劫后惨状的清廷官员之一。十月十日，恒祺陪同刚被释放的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进入圆明园。看到圆明园的惨状之后，恒祺痛不欲生。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亨利·科龙勒斯（HenryKlonllys）在《1860年中国战争纪闻》中转述了这一幕：
10月10日，钦差恒祺要求我们允许，偕同巴夏礼，赴圆明园游览一趟。……后来巴夏礼告诉我，说看见那个可怜的人，令人难受得很。恒祺坐在小湖的岸畔，双手抱头而哭，声言万事皆休，他也将要自杀，了此残生。
可以肯定的是，除去英法联军，圆明园附近的不法之徒以及闻风而来的土匪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英法军队退出圆明园后，京城西郊一时成为无人管辖之地，土匪和附近村民趁管理失控之机，大肆入园抢劫。对这些人来说，圆明园始终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苑，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大捞一把了。尽管英法联军刚刚撤走，清廷便派贝子绵勋带兵两百人护卫圆明园，不过，这点可怜的武装根本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劫掠之风。
李慈铭在十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敝衣，悉被掠夺。又闻有持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