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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制定的这一整套宗教法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最完备的宗教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以后的明成祖、宣宗、英宗、孝宗等朝，基本是遵照执行的。但代宗、宪宗以降，名器斯滥，制度废弛，社会宗教生活开始出现混乱。明宪宗既佞佛又笃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可谓社会浇漓、箕裘颓堕了！特别是昏庸皇帝嘉靖，狂热地崇奉道教，他让太子“监国”，自己整天蹲在道观里同道士们鬼混，炼丹服砂，参罡拜斗，虔诚荒谬到了极点。最后，他可能是因为吞食丹砂出了问题，竟暴死于道观之中。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敬”（与嘉靖同音），不管家事，整天在道观中胡羼，最后吞食丹砂涨死，同嘉靖皇帝如出一辙，似非偶合。
从嘉靖皇帝到万历、天启、崇祯皇帝，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统统昏庸固执，以至宫廷中连续出现“红丸”、“梃击”大案，朝臣中出现日甚一日的“党争”，社会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终于把三百年基业断送了事。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原因，虽然有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与这一时期混乱荒谬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前夕，崇祯皇帝在焦头乱额之余，还请张天师在北京搞了一场“护国罗天大醮”，乞求“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可笑的是，这个张真人，刚刚从北京跑回江西龙虎山，就不得不为下江南的清朝大军准备符瑞了。
清政权建立后，对宗教一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满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入关前，又信奉了喇嘛教（藏传佛教），所以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一种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当道教张天师为多尔衮“进符瑞”时，就遭到了冷遇。顺治皇帝似乎对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兴趣，民间传说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似乎没有道理，如果他当了喇嘛，似乎还说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传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个喇嘛教圣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对各种宗教都“俳优蓄之”，并不排斥，但他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学精神和文章诗词上，他曾经有这样一首御制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才。”“二氏”即释道两教，他认为其“颓波”已经不可逆转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点作诗绘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对宗教采取了与社会一样的严峻政策，曾杀过几个和尚道士，但对于佛道二教，总的说还能优容。从他把自己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传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据《会典》记载，乾隆四年（1739），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开坛传度”，一经发现，严厉治罪。并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道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并推行“理学”的最高统治者，从他打击宗教，倡导理学、大兴文字狱、借修篡《四库全书》抽毁异端学说等行为综合看，这些举措都是强化封建正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道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事物更趋混乱，那是近代史的事情，与《红楼梦》无关，就不再涉及了。
三、《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事情，只能是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而这一时期，在历史分期上，正是广义的明末清初。广义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约都延续一百年左右，在这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红楼梦》又是展示的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前面归纳的《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四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后，由于宗教管理严格，一般很少有这种事情。广义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严重、最风行的年代，是在狭义的明末清初。所谓狭义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也就是清军席卷大江南北、南明四个小朝廷先后苟延残喘的二十年左右时间。
这一时期，明王朝大厦倾覆，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以杀身取义为荣，以变节侍敌为耻，多数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异族统治者在军事上和社会管理上都采取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谈虎色变；“剃发易服”的推行又使这些正统文人感到莫大耻辱。无奈之下，多数正统文人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就是向宗教寻求庇护和对抗办法。
朋友们不妨去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文人的作品，他们拒绝出仕为新朝服务，也拒绝剃发易服，而拒绝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出家”当了和尚、道士，没有出家的也多数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学家张岱记叙的那样，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号，根本不读佛道教义，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们把奉佛和奉道统统称为“入道”，其实际目的仅在于避世，说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与佛道二教都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等，都是这样“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陆圻，他的同乡洪昇这样记载他的“入道”经历：“君问西泠陆讲山，瓶钵漂泊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瓶钵漂泊”是和尚的行为，“化鹤乘云”是道家的说法，“天台雁荡”山僧道皆有，你说他入的是什么道，当了和尚还是道士？
在这些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社会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纷纷效仿，就连秦楼楚馆的妓女也都纷纷“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艳”，后来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路：卞玉京、黄皆令、陈圆圆、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别是那个柳如是，按照佛经“如是我闻”的意思，为自己取名“如是”，为居所取名“我闻室”，应该是个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装束，自称也是“道人”，同《红楼梦》中的妙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
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
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误蛊”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清初，这些习俗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