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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对异族统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阶层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扭曲中继续发展。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中国的文化界，经历了一场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比较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期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疑古讽今，创新风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峰巅盛唐时代的到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经辩伪，言情滥觞，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先导；第四次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思想先河。这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出现的，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正统统治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意识形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疑经辩伪。所谓疑经辩伪，就是对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封建礼教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对宋明两朝沿袭下来的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以辩伪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把除了《论语》、《孟子》之外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斥之为“伪书”，把朱熹、王阳明对儒学的权威诠释，一概斥之为“伪学”，提出了“去宋归汉”的儒学正宗观念。与此相对应，对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对君权相对于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文臣武将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怀疑。总之，那是个“怀疑一切”的时代，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都发生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可以同先秦诸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盛况媲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人才辈出，李贽、金圣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犹如群星灿烂，以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笔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文化财富。进入18世纪以后，至雍正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最高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封建正统观念，对学术界疑经辩伪的局面开始限制。特别是乾隆朝，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知识界噤若寒蝉，乾嘉学派虽然也热中考证，但多为纯学术性的，从政治角度大胆否定儒家经典的行为基本收敛；乾隆皇帝还通过编撰《四库全书》，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毁，把明末和清初顺康年间的学术著作和市井文学作品几乎一网打尽。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终结。
我们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之后，再来详细阅读《红楼梦》，就不难发现，《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清楚地反映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仁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第四节 “仕途经济浑话”思想
《红楼梦》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的独特思想。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