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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并非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性人物。《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红楼梦》从主题、内容、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脱胎于《长生殿》，秦可卿就是洪昇代表作《长生殿》主人公“杨贵妃”的象征。
书中对秦可卿房间中妖冶环境的描写，对秦可卿死了宝玉居然吐血的描写，好多读者感到不可理解，明白了她是杨玉环的象征，就顺理成章了。宝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中进入“太虚幻境”，秦可卿在“太虚幻景”为宝玉“导淫”，象征的就是洪昇的言情文学创作生活，是从研究“李杨爱情”、创作《长生殿》开始的。秦可卿缢死“天香楼”的暗写，就象征着杨玉环在“天香云外飘”的“太虚月宫”缠绵，而终不免缢死马嵬坡的结局。
洪昇成名于《长生殿》，也罹祸于《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洪家“百年望族”因此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难怪《红楼梦》中秦可卿死了宝玉要吐一口鲜血！《红楼梦》在秦可卿的“判词”和“曲子”中，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把“萁裘颓坠”、“家事消亡”的罪名归于秦可卿，隐指的就是自己“宿业总因情”，因留恋《长生殿》而“败家”的事实。曲中的“擅”、“秉”等词，表示的应是文学创作中的描写活动，而不是女人的相貌刻画。作品中一个女人的相貌和风情，只能由作者描写，自己怎么“擅”和“秉”？
《红楼梦》书中“警幻仙姑”是受“荣宁二公”的嘱托，用仙曲佳酿、女人迷津来规劝主人公“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的；书中那个“秦钟”，临死前也劝宝玉回归“仕途经济”正道。这些描写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作者洪昇因言情文学创作而“耽搁花笺彩纸”（洪昇的老师毛先舒语），无意仕途功名，辜负家族重托，最终坠落“迷津”而不能自拔的惨痛经历。
据史籍记载，洪昇与庄亲王世子的关系过从甚密，他之所以创作并推出《长生殿》，都是在庄亲王世子的怂恿和赞助下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庄亲王世子做如何想，是可以想见的。《红楼梦》中对大出殡和北静王“路祭”的描写，隐指的应是这段隐情。
以上这些对《红楼梦》中象征性人物情节的分析推论，与《红楼梦》通篇另一些暗示影射也是完全一致的。书中“红楼梦曲子”的开篇，就交代了此书的创作缘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洪昇创作《红楼梦》，是在因《长生殿》罹祸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的。导致“无可奈何”的“伤怀”境地的原因，说到底，“都只为风月情浓”。
其实，《红楼梦》小说“开卷第一回”中，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际，创作《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时的心情是“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为什么愧悔呢？因为自己在“锦衣纨绔之时，饴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说到底就是迷恋《长生殿》等言情文学作品创作，而导致了“败家”的结果，所以，用秦可卿这个形象作为“败家根本”，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
《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的普及。由于雍乾以降“乾佳学派”的兴起，市民文学的相对沉寂，才使两次白话运动之间出现了二百年间隔。
第三节 “除明明德外无书”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要催生文学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时代才能产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时代才能产生名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代需要，没有天才也能创造天才；时代没有产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产生名著。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必须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文学底蕴，研究那个时代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需要。
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在欧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冲决封建经济罗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上升到统治地位，资本支配下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急剧加速。在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阵痛之中。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窒息人性的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异化。关外新崛起的异族统治者，虽然用铁蹄扼杀了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幼芽，但由于统治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