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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深色眼睛，皮肤光滑，但除此之外，若要我归纳描述她的长相，总是只有一片模糊。她的年龄我一无所知，从阅历丰富的三十几岁到保养得宜的五十几岁都有可能；我从不注意她的衣着，不过，要猜的话，我大概也料想不到她会喜欢皮裙。
如今事情变得很明显：以她作为我心理治疗师的身份，我先前把她归类为“不可对之感到性趣”的对象，但若只把她当作一个无名女子，她其实相当能够激起我的欲望。 刚才看着她在雪中向我走来，这两方面原是分开的。现在我再度想像她，试着捉住她在我意识到她是谁之前所投射出的那种自由自在、肉感又优雅的感觉。一股鲜明的性欲冲动传遍全身，同时脑中出现荒唐的猜测：在病人约诊时间的空当，她换上皮裙，到公园里勾搭男人，性交赚钱。现在我就可以去找她，看见她挑逗地跷起一条腿，在搭着花架的湖边小路上倚着雪松电线杆，苍白又纤细地颤抖着……
我喝完咖啡，读完一份报纸，走过两个街区到她那栋楼。进入诊疗室时，我看见她已经换了衣服：端庄的花呢百褶裙取代皮裙，底下是棕色羊毛厚裤袜，脚上套着室内拖鞋。她的模样看来相当疏远，难以亲近。
我背对她躺在长沙发上，一时几乎不想说出刚刚想到的那些事，但看在每小时100美元的费用分上，我不能奢侈地将任何可能带来启发的事物压抑不表。
“刚刚和你在街上擦身而过之后，”我开口说道，“我去了一家小餐馆，在那里思考为什么看到你那个样子令我不安，然后我开始幻想……”
我描述自己先前坐在小餐馆里所思及、感觉、想像的一切，边说边意识到她动笔在纸页上书写的沙沙声。我讲话时，她向来拿着笔记本迅速地写着。我忽然想到，这笔记本记录了我的大量私密信息，不知她是否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拿给别人看？她是否受到什么隐私法规或者心理治疗师版本的医师誓词的限制？事实上，除了我付给她的诊疗费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东西约束她必须对我负责——而我现在意识到，刚才看见我的诊疗费变成那条看来昂贵、闪闪发亮的皮裙，令我略感不悦？
我讲话的时间一定长得超乎自己的意料：我们好像才刚开始讨论我幻想她在公园勾搭男人，房里就传来柔和的对讲机按钮声，表示薛芙医师的下一个病人已经来了。
我起身要走，薛芙医师看着我，一时间眼神显得有些困窘。
“对了，我本来不确定要不要告诉你，但衡量之下还是认为讲出来比较好。你提到跟我在街上擦身而过，但我今天一整个下午都没离开过这房间。” 我看着她，目瞪口呆。 “总之，”她继续说，“你来的时候我还在看另一位病人。你在等待室里一定看见他离开吧。”
想起来，我确实看见那人离开：一个神情哀戚的男人，每星期的这一天他总是排在我前面。但我如此确信自己半小时前遇到薛芙医师，以致即使看到那人，也完全没想到哪里不对劲。我是看见他了，但显然没把他列入考虑。
“也许想到我有其他客人，这让你感觉不安？”她问，以平稳的眼神注视我。
“你是说……其他患者？”
“唔，是的。”她带着淡淡笑意说，于是我明白她这是在半开玩笑地呼应我那个幻想，以幽默解除我可能感到的尴尬，这点我很感激。 尽管如此，我离开时仍颇为忧虑：自己竟然会这么严重地认错人！归途中，我朝公园走去，纳闷街上那个对我微笑说哈罗的女人是谁。如今，园内每一根黑亮树枝上都积着一层有如静脉浮凸的雪，为每棵树精确复制出一个白色分身。
我信步来到先前看见那女人走进公园的那个入口，甚至还沿着那条蜿蜒小路走到湖边。
小路转弯处，有间遮风避雨的粗糙小屋，我朝屋里看去，或许是希望看见那个女人。当然，屋里空无一人。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雪花消融在黑色湖水里，水面上下仍处处漂浮着大片冰块。
然后我回家去。
下一次进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入侵这里。移位的书签已不再显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会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那么电话费账单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时恍惚。也许那通电话确实是我打的，只是忘记那是谁的号码，然后又看错了通话记录列出的时间。现在我想找那份账单却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缴完费便随手丢掉，然后清洁工又清空了字纸篓。 然而，寻找账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房间里有些什么。先前我从未想过要清点，毕竟谁会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久已无人使用、无人拥有的物品，陈旧得几乎只是尘封记忆的东西上？但我好奇心起，开始刻意清点。
沾有黑色污渍的木椅与木书架；不太白的墙壁；灰色的地毯和门；四个抽屉的金属档案柜，柜顶蹲着一台惠普打印机；窗棂旁两张大而无当的书桌，一张放着一台戴尔台式电脑，另一张摆了个大型订书机；一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放在打开的包装盒里；我自己的书桌则是桌腿边绕满电线，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丽龙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洁工吸尘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里有扇我从没开过的门。打开来看，是个储物柜，底部放着一台冬眠中的冷气，两旁的安装架收折整齐。挂钩上一只金属衣架，架上的衣服还包着干洗后的塑料套，上方则挂着一顶紫褐色女用贝蕾帽。也许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东西？我关上这扇门。窗台上立着几张弯卷褪色的卡片，我打开来看，全是学生送给芭芭拉的：谢谢你：你的慷慨和体谅将长存我心。金属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时钟，旁边摆着好几个釉色鲜艳、看似出自业余之手的烧陶马克杯。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怎么有趣，但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注意到它们，这点倒令我觉得有趣。另一个架子上有一只铜钵，里面装着若干小石头、一块石英、一颗枞果、一枚发黑的硬币——仔细看看，是保加利亚币；还有一个钥匙圈和一根松鸦羽毛。墙上有一幅裱框的马蒂斯静物画，一个钉着旧课程表的小型软木公布栏，旁边是一张边缘粗糙不齐、看似手工制品的纸，金字烫印了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在我死后不会被遗忘的事。
我想我要写书。
——路易莎·梅·阿尔考特 （译注：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作家，最知名作品为《小妇人》。
天花板上贴着白色齿孔瓷砖，一角因漏水染上黄渍。房里的照明是塑料灯座上的三根日光灯管。
我将房内检视完毕，好奇心并未大获满足，倒是想着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进这里，挂起贝蕾帽和干洗衣物，高高兴兴瞥向那些卡片、那则激励人心的引文，从包装盒里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为来上课的学生煮咖啡，摆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个性格温厚勤勉的灵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详。
独角人 第2章
同一周的后来某天，我参加了性骚扰防制委员会的会议。像我这样初来乍到就进入这个委员会，的确不太寻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时，曾是该校纪律委员会的一员，校方认为我的经验在这里可能也派得上用场，因此本学期初委员会空出一个席位时，他们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犹豫过一阵子，因为尝过做这种工作的人必定会遭受的敌意对待。在路易斯安那时，有一次校内聚会，一位资深教授无意间听到一名大二学生警告几个新生要小心恙虫（chigger）——这种昆虫会钻进人的皮肤，是当地常见的恼人问题。那教授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话：“我们不可以再叫它们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得改说chegro才行。”译注：这里是从chigger联想到nigger（黑鬼） 一词，后者因意带侮辱，已改为较为中性的negro，所以该教授也依样画葫芦地把chigger改为chegro。
那些学生很快便察觉这句话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潜伏着种族歧视的嘴脸，聚会还没结束，他们已向学生会提出申诉。事情闹上纪律委员会，委员全体一致同意这笑话是一种语言行为（speech act），显示说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感受暗含轻蔑。委员会要求该教授书面道歉，他却辞职了——此举在当地报章掀起轩然大波。有好几周的时间，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诛笔伐，俨然成了“政治正确”这个新宗教的狂热分子。考虑到这些报道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说他们对社会议题采取极为反动的立场），被他们斥骂倒也不是那么痛苦，甚至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殉教烈士似的正义感。但我并不喜欢那段经验，一想到在亚瑟克雷学院这里可能会旧事重演，就让人难免退避三舍。
最后使我下定决心的原因是，身为性别研究的教师，教导学生以科学方式解析偏见的基因代码、虚伪的客观性以及恶毒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组成了我们众多文化建构的基石），我有伦理职责将自己的知识原则执行在真实人际关系的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那些隐藏的代码才真正造成严重的破坏；或者，就算不谈伦理职责，至少别人要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应该拒绝。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赖以谋生的这份工作植根于现实人生，就等于浪费时间。
当然，我知道，这类委员会的运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讽刺题材，在大众戏剧和小说中屡屡可见，但我一旦下定决心加入委员会，便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并不那么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报纸并不足以让我裹足不前，我认为职责所在的事我还是会去做。到头来，挺身而出、尽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过两个月就要举办“性骚扰觉醒周”，会议的前半段都在跟两名学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