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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下的双肩苗条挺直，交叉挂着刷毛棉吊带裤的赭色吊带。她的身材纤细如柳，腰臀处只有很微弱的拱起弧度，几乎跟她的脸一样足以表达她众多尚未完全苏醒的潜能。她转过身来，我来不及移开视线，被她逮个正着。我对自己非常生气——不是因为没有迅速闪避，而是因为根本就不该那样色迷迷望着她。我正要离开系办，却听见她轻声说：
“所以你确实认识芭芭拉。”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确实认识芭芭拉·海勒曼。”
“没有啊……” “但你跟她一起去过波特兰。”
安珀穿着蓝色衣袖的手臂懒懒指向公布栏的海报。我有点警戒，走向房间那一端，尽可能做出不以为意的样子。 那张海报是波特兰州立大学举办的跨科系研究所讲座，主题是性别研究，为期一周，列出的十五名演讲者包括我自己和芭芭拉·海勒曼。看着这张海报，我有种明显但尚不知从何而来的危险感，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引起的强烈敌意。
“这东西怎么会贴在这里？已经过期三年了。”
“我不知道。”
“真奇怪。唔，也许我的确见过她。我不记得了。”
“她是我大三的老师。”
“哦。” 我本想撕下那张海报，但想到这样可能会让安珀觉得很怪，于是我只耸耸肩，离开系办。后来，我趁没人的时候走过去，悄悄取下那张海报，带回办公室仔细审视。看起来像是真的，不过就算是伪造的，我也看不出来。我心想，也许这海报一直都贴在公布栏上，而安珀在今天（就在我得知芭芭拉·海勒曼遭到杀害一事的隔天）指给我看，只不过是巧合：就像刚学到一个这辈子从不曾见过的词，结果几乎立刻又在不相关的脉络里听到一样。而也许，有段时间，芭芭拉·海勒曼跟我确实都在波特兰，只是我没注意到她而已。我记得主办单位办了晚餐会，还带大家散步，走一条泥泞小路，穿过长满野生红花覆盆子的花旗松林，来到哥伦比亚河上方壮观的瀑布处。我发表了我的论文——那一系列迷你研讨会的标题是“打造新男性”。此外我们就各自活动。我不是很爱交际，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给卡萝打电话（她没跟我同行，只因为她太害怕坐飞机，若非绝对必要，她哪里都不肯去），一心希望赶快回到纽约她身旁。因此有可能芭芭拉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注意到对方而已。那么也有可能这张海报是真的，三年来一直贴在公布栏上，只是我没看见而已。有可能。
然而，我还是把海报带回家，丢进垃圾焚化炉。 之后，我从客厅书架拿下学生时代用的拉丁文旧辞典，翻译出那张纸条的意思。我立刻发现自己对楚米齐克的调查（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是调查了）转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BT1＇第8章 浮肿的眼泡，眨个不停的湿答答的眼睛——看起来太赤裸、太脆弱，让人不忍长久注视。窄窄的鹰钩鼻，弯刀形状的鼻孔，紧闭的嘴唇带着种种压抑旧习——挫败，失望，生理上的疼痛…… 你只能猜想他这辈子都没舒坦过。这是我父亲。
祖父在镇上大街开药房。我父亲本来一心想进入学术殿堂，但大学念了一年就辍学：因为祖父过世，他必须拿到药剂师执照继承家业。 当时我母亲在那里管收银机，年仅十八，自己也抱有理想。
等我父亲醒悟到自己多讨厌身穿白袍站在那里，帮牧民灌木镇那些哮喘、胀气、脚肿、长针眼、长痔疮的居民开药时，我母亲已经怀了我。我母亲宣称她曾力劝我父亲卖掉药房。 “我希望他成为BOAC译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今天英航的前身。的机师，”她告诉我，“结果他偏要被那本蠢书害到生病。”
我出生后不久，他便动笔开始写作一本药学史，希望这本巨作能使他逃出金鹰路，逃离二手家电店和烂酒馆的重重包围，进入某个书香四溢、回廊重重的可敬的古老大学。由于缺乏他所谓的“正式纪律”（这个词我母亲常一再重复，其语气混合了诚挚与尖酸反讽，难以模仿），他的研究很快就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但他没放弃，反而更顽强固执地投身其中，日复一日鞭策自己投入徒劳无益的努力。我母亲的话传达给我的景象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但被不幸的因素破坏——徒有雄心壮志、未受专业训练的心智猛力撞击着自身的限制。有如撞击着包围大脑的脑壳，努力想把在他四周像石笋般逐渐累积堆高的一叠叠书本笔记变成精致博学的纪念碑，成为他想像目标中那些学术出版社会接受的作品。“结果他唯一的成果只是头痛而已；可怜人。”
这是我母亲淡然的结论。事实上，她这么说不完全对。
脑瘤首度发病之后，我父亲似乎对死亡这件事作出战略性的让步，把一些笔记改写成独立的文章，寄给学术期刊投稿。对于他这种没有来头的文章，那些期刊的审查过程无疑运作得比平常更加缓慢，等到其中一两本期刊的编辑来信，表示很乐意在下几期刊登他的作品时，他已经死了。但如此一来，至少他的努力（无疑他最希望别人记得这点）确实有了成果。而且，也是通过这些死后发表的文章，他意料之外地尽了一点父亲的责任，为他几乎不认识的儿子找到了妻子。之所以知道卡萝的最初线索，是来自麻州剑桥的一封信，寄给曼彻斯特药剂师协会的季刊。该刊将信转寄到我母亲原先的住址，再从那里又寄回大西洋这一端，寄到我位于何瑞修街的公寓。信是写给我父亲的。卡萝在哈佛做研究时，读到他一篇文章，想问他文中附注提到的著作是否完成了。
她的来信是以蓝墨水写在米色卡片上，字迹整齐有风格，用斜体粗笔尖写成，看起来有一点像绘有图饰的古代手稿里的文字，但也活力十足——那些字母披挂着许多点点撇撇，仿佛在微风中摇曳。我回信告诉她，我父亲书没写完就死了，并附上其他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还说，若她凑巧来到纽约，欢迎随时来看我父亲的文稿。几星期后，她从剑桥来电，表示要过来一趟。三月一个沁寒的下午，她来到我住的套房，身上裹着斗篷似的深蓝长大衣，帽兜滚金边。我把父亲的文稿交给她就出去了，给她几小时不受打扰的时间。她谢过我，在临着那扇大钢窗的书桌旁坐下，窗外可以看见西河。我回来的时候，太阳已快西下，卡萝的姿势跟先前一模一样，显然读得浑然忘我。“这些东西太有意思了。你父亲的头脑很独特。”我不想承认我从没看过父亲的文章，便把话题转向她的研究。她告诉我她正在写博士论文，论及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关于纯净与污染的概念。研究的方向之一触及毒药和解毒剂，她一头埋进中世纪的药剂文献，配方包括粪石、狮鹫爪、赭色黏土、蝎子油、磨成粉的祖母绿等等，过程中偶然读到了我父亲的文章。
令她感兴趣的是中世纪思想中心的若干矛盾吊诡，比方人们相信极端纯净与极端不净的东西都有同等的治疗能力，而要判定任何一种物质属于何者时，态度又相当模棱两可。我站在她身旁与她交谈——房里仅有的家具就是床垫、书桌和她坐的那张椅子。我搬进来之后刻意保持家徒四壁，我喜欢这种感觉：在这样尚不曾被物品殖民的新房间，有回荡不去的空旷——就像尚未落空的承诺。在如此空洞赤裸的背景衬托下，卡萝的存在更显得鲜活生动：一个全新的、眼睛发亮的人类现象，需要注意衡量。我注意到她没化妆，也没戴首饰。她近乎黑色的直发浓密滑顺地披在脸旁，闪亮有如头盔。
她的嘴小且厚，唇角有弯弯的阴影，让她冷静严酷的表情多了一种几乎无法说明的欣悦。她没有打情骂俏，但也没有语带保留。我看她的时候，她坦诚地，甚至是挑战地迎视我的目光，仿佛想测试我的兴趣或我的胆量。她没戴饰品的手腕和双手纤细优美——手指长，精确柔软的关节本身看来非常聪慧。太阳落在霍伯肯市的烟囱后面。此时此刻，河水看来紧绷自持，仿佛一捧掬起的水，不会流动，只会像水银一般在你掌心晃动，冷冷燃烧。当时我还单身，而且不再满足于到那时为止我的恋爱生活所包含的短暂关系和逢场作戏。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想要“情人”或者“女友”，我要的是妻子。我要身旁有一样坚固长久的事物——既是堡垒，也是庇护。我要一个我可以（借用我读过的书中人物的说法）诚挚地、不带反讽地、没有无奈地去爱的女人。我已经开始保持自律禁欲，等待真命天女到来：部分原因是如此一来我遇到她时就不会另有牵扯，但更正面积极的原因是，我要在自己内心创造出接收性和敏感度都高的状态，因为我认为这样才有利于我和她的初次邂逅。我相信人际关系能够触及某种神秘，在恰当的情况下，两个单独个体的相遇会一加一大于二，某种奇妙的事物会注入邂逅之中，将它提升，保护它永远不受日常生活的磨损毁坏。而那天下午，我在房里，站在卡萝身旁，便感觉到这样的神秘、这样的爱之洗礼，沉重又甜蜜地即将降临。
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在我看来，那一刻我对她的了解并不亚于后来这些年逐渐累积的认识。我们高高俯视着河水，交谈暂停，两人之间有着强烈的感应，跟她人生的外在条件丝毫无关。就算她是在廷巴克图译注：Timbuktu，西非马利（Mali）境内之一城市。而非帕罗阿多长大，就算她有五个兄弟在演艺界工作而非两个姐妹在念医学院，就算她暑假是在洛矶山脉跟某个叔叔而非在鳕角跟某个阿姨一起度过，就算她是怕蜘蛛而非怕坐飞机……这些细节，尽管因为与她相关而带有魔力，但对于彼时彼刻那种本质的、灿亮的相互揭示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沉默地看着一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