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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七爪怪语B的一句句子在它完成时应该是如何的。就任何人所知，读一句句子的符号，没有什么优先的词序，你可以从随便哪里读起，然后是从句，直到你读完整句句子。但那是读，写也一样吗？
在我最近一次与弗莱普与拉斯普贝里的活动中，我问它们假如不在写完一句话后再显示，它们是否能把写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它们同意了。我把这次活动的录像带插进录像机，在电脑中我查询了活动副本。
我找出对话中的一句长篇大论。在这句口语中弗莱普说七爪怪之星有两颗卫星，一颗比另一颗大许多；这颗星球的大气主要由氮、氩、氧构成，星球二十八分之十五的表面被水覆盖。这句长篇大论的第一个词在文学上可直译为“大小不同岩石卫星岩石卫星联系为第一第二。”
然后我把录像带往回倒，直到录像带的文字与口语副本相匹配。我开始放录像带，看这符号像滴溅下来的墨水逐渐扩张。我倒着带，放了好几遍。最后在第一划写完后、第二划开始时我停止了播放，在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单一的弯曲的曲线。
和完成的整个句子比较起来，我发现这一划在这句得好几个分支中都存在。在符号中开始的部分代表“氧”，使它区别于其它元素，表示它的重要性。然后它滑下来，在表示两颗卫星大小中成为比较的因素。最后它跃动成为弧状，代表“海洋”。然而这一划是个单一的连续的曲线，这是弗莱普写的第一个。这意味着七爪怪得知道在写这第一划之前整个句子该如何进行规划。
这句句子中的其他几划相互横贯，由于相互连接，没有一划能移走，否则就重新构造了一个句子。七爪怪并不一次在一句中直接写一个符号，它们一划一划的写，不顾单一的符号。我以前在书法设计中见过类似的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那些阿拉伯字母中的，但那些设计需要专门的书法家的精心设计。没人能在说话中设计这样复杂的东西。至少，没有人类能。
我曾听过一个女演员讲过一个笑话。它的大意是这样的：“我吃不准我是否是时间生个孩子了。我问了我一个有孩子的朋友，‘假如我有孩子，万一他们长大后，他们指责我让他们的生活一团糟，我该怎么办？她笑道：‘万一，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笑话。
我和加里在一家中国小餐馆中用餐，这家餐馆是我们在当地一直光顾的一家。我们坐着吃着点心：锅贴，熏肉，芝麻油。都是我的最爱。
我把一片蘸着奶酱和酱油，“那么你的七爪怪语B的训练干得怎么样了？”我问道。
加里斜着脑袋望着天花板，我试着看着他的眼睛，但他移开了目光。
“你放弃了，是吗？”我说，“你甚至连试一下也没有做。”
他做了个绝妙的狡猾而畏缩的表情，“我在语言方面一点也不行，”他坦白，“我认为学习七爪怪语B更像学习数学，而不是学习另一语言。但事实上它不是数学，对我来说那太古怪了。”
“这将帮助你和它们谈论物理。”
“很有可能，但既然我们有了突破，我可以只用几句话就能继续下去了。”
我叹息道：“我认为很公平。我也承认，我放弃学数学了。”
“那么我们是半斤八两喽。”
“是的，”我品了口茶，“然而我仍要问你关于费马定理的东西。它的一些东西让我感到奇怪，但我不能正确指出那是什么。它只是不像是物理法则。”
加里的眼睛闪了一下，“我打赌我知道你想谈什么，”他用筷子把锅贴夹成两半，“你习惯于用起因和结果来思考折射：光照到水面上是起因，方向的变化是结果。但费马定理听上去很古怪，因为它以目的的形式来描述光的行为。它就像是光线的指挥官，‘你应该将抵达目的的时间最小化或最大化。’”
我想了一下，“继续说。”
“这是物理法则的一个老问题。人们在17世纪费马定理第一次成形时就一直在谈论它。普朗克写了好几卷。本质是，普通的物理法则的表述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而像费马定理的可变法则具有目的性，几乎是目的论（注⑼）。”
“嗯，这样解释道挺有趣。让我想一下。”我拿起一支标签笔，在餐巾纸上画了幅图解，就是加里在我的黑板上画的那幅，“好，”我想我很大声地说道，“那么让我们假设光的目的是要沿着最快的路线前进。这样的话，光如何走呢？”
“好吧，假若按人类行为学来说，光得检验每条可能的路线并计算每条得花多少时间。”他从盘子里戳起最后一块锅贴。
“那样做的话，”我继续道，“光线得知道目的在哪儿。假如目的地在某某其他地方，最快的路线就会不同。”
加里再次点点头，“完全正确。‘最快的路线’的概念是无意义的，除非有特定的目的地。计算沿着一条假想的路线需多长时间也需要关于在这条路线上有什么东西的信息，比如水面在哪？”
我继续看着纸巾上的图解，“在光开始移动前，它得事先知道所有这一切，对吗？”
“这样说来，”加里说，“光线不能沿着老路前进，然后再在后来返回。因为引起这样行为的路线不是最快的。在一开始光就已经做好了全部的计算。”
我心中暗想，在光线能够选择它移动的方向前，它已经知道它最终会在那里结束。我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抬起头看着加里，“这让我困扰。”
我记起你十四岁时。你会从你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在写学校布置的报告作业。
“妈，双方都赢，你怎么称它的？”
我从我电脑和我正写的论文前抬起头，“什么，你是说一个双赢的局面吗？”
“有个术语，一个数学名。你记得上次爸在这儿吗，他在谈论股市的那次？他那时就用了这个词。”
“嗯，听上去很熟悉，但我记不起来了。”
“我要知道，我要在我的社会学习报告中用这个词。我甚至不能搜集它的信息，除非我知道它叫什么。”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你干吗不打电话给你父亲？”
从你表情看，你不太情愿。那时，你和你父亲相处得不太好，“你能打电话并问他吗？但不要告诉他是我。”
“我想你能自己打电话。”
你生气了，“老天，妈，自从你和爸分开以来，你们俩一直对我的功课一闻不问。”
你提起了离婚，使我吃惊的是它会产生的不同的局面，“我帮你做过功课。”
“有好几百年了吧，妈。”
我不管那个，“假如我能，我会帮你的，但我确实记不起那叫什么。” 你会气呼呼的一头冲进你的卧室。
我每时每刻的都在和其他语言学家或者我自己独个儿学七爪怪语B。读一句象形词的新奇性是七爪怪语A所没有的，我在书写方面的进展让我兴奋。慢慢地，我写的句子变的匀称起来，更有内聚力。我已经达到无需想太多时间就能写好的程度了。我能简单的快速的一划一划写下来，而不是在写之前仔细的尝试设计这个句子。我的第一划总是能够表明我想说的最适宜的美妙的解释。我正在发展七爪怪所拥有的技能。
更有趣的是，事实上七爪怪语B正改变我思考的方法。对我来说，典型的思考方式是内心的说辞；就像语言学家所说的，我的思想被音韵化了。我的内心，一般讲的都是英语，但也不一定，在我高中的后几年的一个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学俄语的专门项目。夏天结束时，我所想、甚至我所梦到的都是用俄语所表达的。但那总是俄语口语，不同的语言，同一模式：一个无声化朗读的声音。 用语言进行思考的想法、然而非音韵化的模式一直困扰着我。我有个耳聋父母所生的朋友，他一直以来用的都是美国手语，他告诉我他常常是用美国口语进行思考的，而不是英语。我常想，通过手，通过一双内在的手而不是内在的声音来思索该是什么样子。
随着七爪怪语B的到来，我正经历着异国的东西：我的思想图形化了。在白天当我的思想不经内在的声音表达时，而是我的内心会看见符号，就像窗玻璃片上的霜花慢慢形成时，我会进入恍惚的状态。
当我说地较流利后，符号化语言设计会思如泉涌，一个复杂的想法也会马上完成，尽管我的思索进程并不快。不是向前进，我的思想在符号的对称性上保持着平衡。符号有着比语言更多的东西，它们几乎就像是曼荼罗（注⑽）。我发现自己进入沉思的境地，思索着前提与结果相互转化的方式。没有介词连接来代表方向，没有“思想的列车”沿着某一路线前进，“思考”这个行为的组成部分同样强大，都有着可辨认的先例。
一个国家部的叫霍斯纳的代表要对美国的科学家与七爪怪的议程进行任务提示。我们坐在电视会议的房中，听着他进行演讲。我们的麦克风关了，所以我和加里可以交流评论而不打扰霍斯纳。当我听着时，我担心加里会伤害他的视力，他的眼睛一直骨碌碌的转。
“它们肯定为了某种理由不远万里来到这。”外交官说道，他的声音通过播放器后变得细微无声，“感谢上帝，看上去不像是为了远征。但假如那不是理由，会是什么呢？它们是视察者吗？人类学研究者？布道者？无论它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肯定有它们需要的东西。也许是我们太阳系的采矿权，也许是为了得到我们的信息，也许是为了对我们人类布道的权利。我们肯定它们一定有什么目的。 “我的观点是它们的动机也许不是为了贸易，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进行贸易。我们只是想知道它们为什么来这儿，我们有什么它们所需要的。一旦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可以开始贸易谈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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