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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和你父亲成婚差不多已有两年，住在艾里斯大街；我们迁出此地时你还太小，所以你不记得那房子，不过我们会给你看它的相片，给你讲它的故事。我很高兴给你讲述今晚的故事，在这晚我怀上了你，不过我想讲这个故事的最恰当的时间是在你有了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不过我们没那机会。
这么早把这个故事告诉你没什么好处；在你大半生的时间里你不会静坐着听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你会说傻的——故事。我记得你十二岁时你猜测你来源时的情景。
“你养我的唯一目的是你能有个免费的女佣人。”你牙尖嘴利，正从储藏室里拖出真空吸尘器。
“没错，”我会说，“十三年前我就知道地毯在现在这个时刻需要真空吸尘器处理，生个孩子看上去是最廉价方便的工作方法，好好干你的活。”
“假如你不是我母亲，这可是非法的。”你会说，显得慷慨激昂，你解开电源线，插在墙上的插座上。
这事发生在贝尔蒙特街的房子里，两所房子中时常会来陌生人，其中一所是我在怀你时所住的，你成长在另一所房子中。你来到这世上后两年，我和你父亲卖了第一所房子。
在你离去后不久我们又卖了第二所，这之后我和内尔森会移居进农舍，你父亲会和某女士住在一起。
我知道故事是如何结束的，我时常会想起。我也时常思索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就在几年前，那时轨道上出现了飞船，牧场里出现了人工制品（注⑴）。政府几乎没走漏一点风声，而小报则大肆宣扬。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求我与某人进行一次会晤。
我发现他们等在我办公室外的门廊中。这两人真是奇怪的组合。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小平头，拎着铝制公事包，似乎正以吹毛求疵的眼光打量着周围。另一个人看上去明显是位专业学者，胡子拉碴，穿着灯芯绒裤子。他正浏览着旁边公告板上钉着的重叠的表页。
“我想，你就是韦伯上校？”我和那军人握手道，“我是露易斯·班克斯。”
“班克斯博士，多谢您能赏光和我们交谈。”他说道。
“没事。有什么理由拒绝一个学术性会晤呢。”
韦伯上校指着他的同伴，“这是加里·多诺里博士，我在电话中提到的物理学家。”
“叫我加里好了，”我们握着手，他说道，“我很想听听你对此有何评述。”
我们一行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把第二把会客椅上的一堆书移走，然后我们坐了下来，“你说你想让我听听一盘录音带，我猜这事和外星人有关，是不是？”
“我所能提供的只有这盘录音。”韦伯上校说。
“好吧，我们来听听看。” 韦伯上校从公事包中拿出一只录音机，按下了“播放”键。录音模模糊糊的听上去像是一条湿漉漉的狗正甩掉全身上下的水。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保留起比喻成“落汤狗”的想法，“这盘录音带是在什么背景下录制的？”
“我无权向你透露。”
“这将帮助我理解这些声音。你能看见外星人说话吗？它那时在干什么事吗？”
“这盘磁带是我唯一能提供的。”
“假如你告诉我你看见了外星人，并不意味着你说了什么。公众认为你看见过外星人。”
韦伯上校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你对它的语言特性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好吧，很明显它们的发声系统同人类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想这些外星人不像人类，是吗？”
上校正要说无可奉告的话，加里·多诺里问道，“基于录音你可不可以做出什么猜测？”
“不太可能，听上去它们不是用喉发出那些声音的，但那不能让我想象它们长什么样。”
“随便什么……你能告诉我们随便什么东西吗？”韦伯上校问。
看得出来他对于咨询一点也不在行。“只凭这已有的一点交流信息要做出结论实在很困难，因为生理构造上的不同。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发出的是人类的发声系统无法发出的声音，或许连人类的耳朵都无法辨认的声音。”
“你意思是说次声波或超声波？”加里·多诺里问。 “不是那么肯定。我只是想说，人类的听觉系统不是万能的听力工具，它优先分辨出人类喉所发出的声音。对于外星人的发声系统，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听清。”我耸耸肩，“假如有足够多的训练，也许我们可以区别外星人的音素，但基本上我们不可能区分它们认为有意义的不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声音波谱仪来知道外星人在说什么。”
韦伯上校问：“假如我给你一小时长的录音，让你来决定我们是否需要这个声音波谱仪，这需要多长时间。”
“不管多长时间，我也不能靠区区一盘录音来决定。我们需要直接同外星人谈话。”
上校摇了摇头：“不可能。”
我试着温和的说服他，“当然，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但是学习某种不熟悉的语言的唯一方法就是和说这种语言的人互相学习，我意思是说问问题、交谈这样的事。不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假如你想学习外星语，某个在特殊领域有过训练的语言专家——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都得跟外星人交谈。单单的录音带是不够的。”
韦伯上校皱了皱眉：“你意思好像是说没有外星人可以通过监听人类的广播而学会我们的语言。”
“对此我不太肯定。它们需要特别设计的把人类语言教给非人类的教学材料，除此以外，或者和人类互相交流，假如它们能做到两者之一，它们就能从电视上学到很多，不然，它们将无从开始。” 上校显然发现了兴趣所在；当然他的原则是，外星人知道得越少越好。加里·多诺里读出了上校表情中隐含的意思，眼睛骨碌碌的打着转。
我忍住不笑。
然后韦伯上校问道：“假设你通过和说这些语言的外星人交谈来学习这种新语言，你能否在不教它们英语的前提下完成？”
“那得看外星人合作的程度。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在我学习他们语言时，也领会我们语言中的点点滴滴，但假如它们愿意教我的话，它们不会学得太多。另一方面，假如它们对于教我们它们的语言来说更愿意学习英语，这会使工作更加困难。” 上校点点头：“对此事我会再回来找你的。”
那次要求会晤的请求也许是我一生中第二重要的一次电话。最重要的，当然是从高山救援队处打来的电话。那时我和你父亲正要进行顶多每年一次的交谈。当我接到电话后，我首先做的还是打电话给你父亲。
我和他将一起驾车外出，去辨认尸体，这次旅行漫长而又静寂。我记起陈尸所的模样，到处是瓷砖和不锈钢，以及冰柜的嗡嗡声、消毒剂的气味。一名执勤官会掀起毯子，露出你的脸。你的脸看上去哪里有点不对劲，但我知道那是你。
“是的，是她，”我说道，“她是我的女儿。”
你那时二十五岁。
一名军警检查了我的身份证明，在文件夹中作了个记号，把门开了。我开着路边的一辆车进了营地，这是军队在一个农场主的烈日灼烧下的农场里支起的一片帐篷。在营地中中央是个外星装置：昵称为“观望镜（注⑵）”。
按照任务提示，美国有九个这样的东西，全世界有一百十三个。观望镜作为一种双向的交流工具，可能是为了与轨道上的外星飞船取得联系。没人清楚为什么外星人不亲自来和我们交谈，也许是害怕虱子。一队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被分配到各个观望镜那儿。加里和我的任务是这块。 加里在停车场里等着我。我们在混凝土路障铸成的迷宫中打转，最后终于来到了覆盖住观望镜的帐篷。帐篷外有辆手推车，里面装满了从学校语音室借来的好东西。我事先把它们送到军队来接受检查。
帐篷外有个三个三角架，上面固定着录像机，它们的镜头透过布墙上的窗户盯着主房间。我和加里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无数人检阅，其中包括军方的情报部门。另外，我们俩都得发送每日汇报，在我的报告中还得加上我对外星人能理解多少英语的估计。
加里掀起帐篷的门帘，示意我进去，“快进来。”他说道，酷似马戏团外的招揽顾客的人，“赞叹在上帝的绿色地球上从没有过的生物吧。” “只需区区一毛钱。”我低声说着，从门中走了进去。当时观望镜还没处于活动状态，类似于半圆状的镜子，有十英尺高，二十英尺宽。在观望镜前的棕色草地上，一圈白弧勾勒出活动地。现在此地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以及一条连向外面发电器的拖线板。挂在房间边缘的杆子上的荧光灯嗡嗡响着，其中掺杂着在这酷热中的苍蝇的嗡嗡声。
我和加里对视着，然后开始把手推车中的设备运到桌上。当我们穿过白弧线时，观望镜似乎开始变得透明，好像有人在镜后慢慢的点起灯光。深深的幻象很是怪异，我感到可以直接走进去。当观望镜完全被点亮后，就好似一幅在一块半圆的空间里的人体那么大的透视画。这块空间中有一些好似家具的大物体，不过没有外星人。在弯曲的背后的墙上有扇门。 我们忙着把所有的东西装配起来：麦克风、声音波谱仪、手提电脑，以及扬声器。
干活时，我不时地朝观望镜瞥上几眼，期待着外星人的到来。即使这样当其中一个进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
它看上去就像七条交叉的肢支起的一个桶。呈中心对称状，任一条肢都可当作手臂或是腿。我面前的这只用四条腿走路，另三条非毗连的手臂扭曲在边上。加里称它们为“七爪怪”。
尽管我看过录像，我还是呆住了。它的肢没有明显的关节，解剖学者猜它们是由脊椎骨构成的。不管是什么，七爪怪的肢一边扭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