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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屋时，家里人都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县政府的人就来我家，张罗宴请的事。不一会儿，被请的人陆续到了我家，一共大约三四十人，区长、乡长、商会会长、维吾尔协会会长、镇长、县政府教育科长、宗教人士，县政府这边的头头丁立楠、张靖平、胡克强、李清贵等等，都来了。这次宴请是县政府以我的名义筹备的。宴中，我按要求宣布退出青年委员会。一阵沉默后，县政府方面有人问，还有谁要退出？这时，被请来的人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问，不是已经有人退出了嘛。青年运动组织到底做错了什么？只不过向群众宣传了联合政府双方签署的十一条和平协议，这有什么错……那个青年没说完，县政府方面就有人打断他，宣布散席。散席前，丁立楠通知第二天召开全县民众大会。
第二天的大会地点，是在库车老城河西北面十多亩地的大会场——乌伦巴格。会场北边的正中央，用木料临时搭建了主席台；南边入口，是砖石砌成的大门。我到会场时，许多人已按指定位置就座。会场西边，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主席台两旁还站着几十名军警。主席台前面摆着一排椅子，坐着库车的头面人物：阿訇、文教工作者代表、部分科局负责人、区长、乡长、镇长，也有十来个革命青年代表。会议的议程用维汉两种文字写着，挂在主席台的前方。第三项议程，就是我的表态。无奈之下，我只好按他们提供的稿子发了言。宣布自己正式退出15人组成的青年委员会，同时表示拥护政府。我读的稿子里，有很多歌颂国民党政府的话，也有很多谴责、诬蔑青年运动的内容。当我念这些内容时，会场上的一些人，公开对我表示抗议，大声喊口号：“达吾提王滚下去！”“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话！”“坚决执行和平协议！”“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和自由权力！”我立即停了下来。这时，骑兵团副团长唐秀荣站起来说，你们不能这样，达吾提王必须讲话。如果你们有意见，可按照大会议程，轮到你们发言时再讲。许多青年人高喊，如果一定要有人讲话，可让县长、局长们讲嘛，我们不听达吾提王讲！他们也不许宗教人士代表讲话，强烈要求青年代表上台讲。这样，会议没法继续开下去，警察局长张靖平很生气，借口宣读省政府《施政纲要》，上台讲话，威胁参加会议的青年。这时候，青年组织的成员艾则孜·巴拉提把事先印好的报纸和传单，从会场大门向主席台方向扔过去。他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全都对张靖平的话表示抗议，大声要求他立即停下来。骑兵团的副团长唐秀荣再次登上主席台，愤怒地向青年们吼叫：“今天会场上有反动分子故意破坏大会秩序，企图引起骚乱。我要坚决镇压，你们都小心点！”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片枪响，会场四面的军警，同时向群众开火，会场南边的国民党运输连据点炮台上，也响起了嗒嗒嗒嗒的机枪声。国民党军警就这样开始屠杀了。到处都是枪声啊！人们四散逃命，部分群众趴在地上，主席台上的人也就地卧倒。唐秀荣在主席台挥着手，命令军警停止开枪，枪声才慢慢停下来。我走出会场时，看到艾则孜·玉素甫在清点伤亡人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主要是想枪杀艾则孜·玉素甫，有意策划了这次屠杀事件。艾则孜·玉素甫幸免于难。混乱中，吾甫尔那瓦依等三名群众，无辜遇难，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了伤，也都是老百姓。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11月20日，在驻扎库车的国民党骑兵团操场，召开了一个大会，县长丁立楠、骑兵团指挥官刘承绪，参加了大会。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各局的局长、国民党库车党部的负责人、还有区（乡、镇）长、阿訇，以及部分的民众，都参加了会议。县长丁立楠主持的这个会，李清贵当翻译。会上，会议前一天，也就是11月19日那场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被归到革命青年组织身上，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的罪行，推脱得干干净净。当天晚上，警察局的几个人就堂而皇之地出动了，把艾则孜·玉素甫、阿木提·艾则孜、艾则孜·巴拉提（麦森托夫）等好几个革命青年，统统逮捕了。有的被关进军队的监牢，有的被关进警察局的监狱，总之，一个也没有放过。
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大。什么十一条和平协议啊、民主选举啊，彻底失败了，都是骗人的鬼把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就像过去毛主席说的那样，他们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就是不让人民享有任何利益和实权。就在他们抓人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根据县政府的安排，副县长阿不都克由木·麦合苏木、维吾尔协会主席斯地克·铁木尔、商会会长司马义、吾守尔阿吉、宗教领导人物哈斯木艾来木阿訇、沙依木·穆夫提阿吉等人，还有我，乘坐两辆马车，到“11·19”屠杀中遇难者的家属那里去“慰问”。这血腥的事件，库车各族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1）
王府修缮完毕后，我们住了进去。
那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库车的革命青年运动发展很快，整个新疆的革命运动也发展很快。十一条协议很快就签订了，紧接着，联合政府就成立了，《施政纲要》也制定实施了，张治中出任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汗任副主席。新疆恢复了相对和平，双方被押人员统统被释放了。当时新疆联合政府还向全疆发表了题为《共同努力，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希望。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失所望，从而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根据十一条协议，也根据《施政纲要》的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底，南疆各县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参议员，还有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国民党就在这上头动起了歪脑筋，要借机搞安插，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权机构。民主选举面临严重局面。省联合政府没办法，只好向各地下派选举指导委员。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记得是11月份，我被推荐担任了一个很麻烦的职务——库车县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这里可以说一说，过去也写过材料的。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份吧，新疆省参议会，为了组建省联合政府，民主选举省政府领导，将各地的省参议会参议员，统统召集到乌鲁木齐开会。阿克苏专区这边，有19个参议员，库车只有色依提·阿合麦德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阿克苏专区的国民党军队叫65旅，是胡胜总指挥的。除了军权以外，这个人还掌握着阿克苏的行政大权。他通过成立所谓的“保安队”、“清剿异己分子小组”等，形成特务组织网络，监督三区革命骨干；又通过选举，把一批反动分子、保守分子选进了省参议会；为了拉拢喀什的参议员，在参议员途经阿克苏时，他以请客的名义，举行宴会，席上暗示和威胁参议员，一定选谁谁谁，给自己的人拉选票。这个人啊，很坏的。
参议员们到了库车，库车的国民党势力用威吓、欺骗等手段，要参议员们投他们指定的人选的票。他们还让阿克苏的参议员一路为他们做工作，就这样一路拉拢，一直拉到焉耆。焉耆的国民党势力也同阿克苏的参议员串通一气，企图拉拢参议员当中的阿訇，拉拢头面人物。这样，焉耆就成了第三关，成了为喀什参议员设下的第三个圈套。焉耆的纳斯尔大毛拉等人，还公开出面，手持《古兰经》发誓，用这个手段拉拢人心，玷污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搞反动宣传，使阿克苏和库车的一些宗教人士、头面人物的立场慢慢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的参议员不干了，决定离开阿克苏和焉耆的参议员，独自启程。他们到乌鲁木齐后，通过阿合麦提江·哈斯木，住进了三区参议员住的旅店。这时，绝大部分参议员希望按照和平协议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人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其他人员。可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其他各地来的参议员，将他们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旅店，对他们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得到他们青睐，对付三区参议员。
我们阿克苏参议员，被安排在城墙附近的一所旅店。这些代表，统一由阿克苏专员公署专员色依提·艾合买提霍加、副专员余俊聂负责。这个余俊聂是国民党65旅的政工人员，他的立场当然很清楚了。第二天在旅店开会，会上大家议论到拉拢喀什参议员没能得逞的事。负责人谴责了喀什参议员，并警告我们，不要站在三区革命政府的立场，不要单独外出，不要跟三区和喀什来的参议员会面，思想坚决不能动摇，严厉要求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员，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个别人员”，主要是针对我的。
当时，除来自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喀什，还有其他六个专区的参议员。这些人的立场有三种：一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力量；另一种是见风使舵，两面派；第三种就是拥护“十一条协定”和“施政纲要”，愿意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反对国民党的谬论。毫无疑问，我是属于第三种观点的参议员。到了乌鲁木齐，我逐步了解了复杂的政治局势。这时国民党搞得很厉害，金钱诱惑，人情拉拢，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思想动摇的人，都被拉过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2）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艾沙伯克。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真正目的无非还是拉拢省参议员。这个宴会上，作为东道主的艾沙·阿力普特肯，居然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给三区革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