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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罗斯福明确表示，他不同情那些不关心财产的改革，指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思想。他说政府对经济的监督、整顿、干预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正，也是为了避免更激进的革命，他规范铁路系统的目的就是因为不想看到铁路的国有化。他一再强调他同时反对奸商的贪婪和刁民的暴力。他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弱势。他既不支持穷人也不支持富人，他支持的是正直的人，不管是贫是富。他一方面要严惩为富不仁者，抵制大公司的不正当影响，同时又要压制蛊惑民心的宣传和聚众闹事。
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一开始并不主张改革，本质上具有共和党大实业家的传统保守。有人批评他的反托拉斯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说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因为罗斯福作为总统面对一个本党占优势的保守国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罗斯福反托拉斯不能说是在作秀，不过他也说过，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净化，改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医治国家最明显的伤痛，即通过改革来避免革命。在罗斯福的心目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来损害他的国家，富人不行，穷人也不行。他是一个明智的保守党人，成功地将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将其愿望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他谙熟中产阶级的心理，明白民众对改革的需求，知道变通的道理，也真心厌恶庸俗的有产者的专制，尤其是绝对不能允许托拉斯比国家还要强大。国家主义既然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州、地方和个人的利益之上，这样的改革必然使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在这点上，他可以说与汉密尔顿很相似，都想用国家权力来影响经济，只是时代变了，具体目的也就不同，汉密尔顿是要鼓励经济，罗斯福则是要控制经济。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威尔逊的新自由
在样样都标榜“新”的20世纪初，针对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的对手威尔逊提出“新自由”。威尔逊也不反对财富，而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打破垄断，那就是保护自由竞争的格局。在解决特权扼杀自由的问题上，遏制特权与维护自由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威尔逊是个学者型的总统，在他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出过一位如此博学的总统。他是北方人，却在南方长大，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他本人也是天性敏感，善于反思，本能地倾向于将问题道德化。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是个多愁善感的传统主义者。他喜欢英国思想家那种有意识的保守传统，感觉上认同于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和柏克，反对法国哲学，因为他相信社会的渐变，讨厌革命。但他和罗斯福一样，也真诚地反对托拉斯，因为托拉斯使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威尔逊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联合企业的联合……在于同是这一群人控制了银行系统、铁路系统、整个制造业、大型采矿企业，以及开放本国水利资源的大型企业，把一系列的董事会的成员串联在一起的是比美国任何可以想象的企业联合更可怕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以他也要用国家的权力来对它们加以控制，他还将这一冲突视为贪婪与正义的较量。威尔逊在担任新泽西州长时便获得了改革者的名声，在总统任内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包括四个宪法修正案、建立联邦储备系统和实行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等。
要确切区分“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两者非常相近，又都是模棱两可，这是由于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想既不阻碍经济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安定。但顾名思义，罗斯福更强调国家的首要地位，尤其是总统的行政部门，威尔逊更强调恢复自由竞争。如果说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一致，那么威尔逊就是继承了杰斐逊主义，可以说是代表小资本在与大资本进行较量。他既不要大企业，畏惧大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权力，也不要大政府，畏惧大政府对自由的威胁。他指责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会引起政府膨胀，而他认为政府不仅要规范企业，还有责任维持自由竞争。
威尔逊清醒地看到，美国生活已不是二十年前，甚至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他说；“旧秩序变了，我们亲眼目睹这一变化，它不是悄悄地平等地进行，而是急风骤雨的重建，伴随着声响和热量。”新的经济制度已经出现，前所未有，一切都变了。美国人历来的自由丧失了，中产阶级被挤压，个人被淹没。原先的个体劳动者现在成了天天只和机器打交道的雇员，他们连自己的雇主也不认识，因为雇主是庞大的组织，是控制着一切的托拉斯。在新情况下，过去的旧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不再解决问题，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一场大动作的重建。一百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开国诸贤关注和改革的是政府的权力结构，要使之有利于全体国民，防止政治极权。但当时的社会简单，政府只要保证人民不彼此伤害就可以了，所以管得最少就是最好。现在生活变得复杂得多，政府仅仅无为已经不够，必须阻止强者挤垮弱者，所以需要重建经济结构，立法保护正在创业的人，而不是让已经创业成功的人独霸天下，这就是“新自由”，因为正在创业的人才是美国活力所在，生命所在。而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进步运动的改革幅度之大，可以说是美国建国后的首次大调整。
与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绝对反对诉诸武力。他说，只有改革才能防止流血的革命，而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镇静而清醒，靠的是理性而非激情。改革的目的是恢复以前的理想，重建一个为全体国民而非特殊利益服务的政府。
威尔逊同时反对大企业和大政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任内政府明显扩大了，美国参战后企业也扩大了。历史似乎向来有它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走向，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着神秘的距离，非人类所能预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进步主义：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
回过头来看历史真是很值得玩味，因为过程已经完成，谜底已经揭晓，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也就一清二楚了，曾经辩论不清的问题也已成了常识。就进步运动而言，它是美国人在试图纠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弊端，解决历史摆到他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顾名思义，进步主义和进步运动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并推动之，但全是这样吗？事隔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步运动的某些要求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怀旧情绪，故而“恢复”是进步运动中常用的一个词。罗斯福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进步运动分成两派，并且正在危及运动的成功，是有其道理的。他说；“一半人乃是真正的农村托利党人，试图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经济状态退回到六十年前去。另一半人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承认企业联合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并以相应的扩大政府权力来控制大企业。但与此同时，这些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受阻，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对他们的同伴表达忠诚，而这些同伴从本质上讲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退步主义者。”他还攻击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农业反动，要回到19世纪去。
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人们往往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过去，美化过去。他们只念着过去的好处，却未想到他们早已离不开现在的好处。很多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眼光还是19世纪的。他们有的将金融家，甚至整个银行业，等同于不生产、不制造、不劳而获的高利贷者，有的则一概否定企业的联合。他们不理解工业革命在改变生产的品种、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工业化的联合体替代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耕农、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工厂的个体化社会，这是人力难以挽回的，美国早年那种独特的个人自由随着环境的一去不复返而无法恢复了。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从心理上适应了大企业的事实。
进步运动的这类向后看的思想使它赢得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号——“除去草籽的平民主义”。（Populism with the hayseed removed）像威·杰·布莱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平民主义领袖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他风云政坛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对症下药，总是想用农业社会的办法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纵然他占有道德优势也无济于事。他那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最终在1925年田纳西的猴子案上成为笑柄。
进步运动虽然被一次大战的炮火打断，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在经济改革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成功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法又进一步完善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2年，政府开始实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必须注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能管理州际贸易，现在介入私人企业，已经是迈了一大步。在劳资冲突中，政府也改变了19世纪末一味支持资方的做法，通过劳工法，支持劳工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童工等有利于劳工的法律。
在政治改革上，威尔逊任内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如此集中地修宪是内战后未曾有过的。它们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其他政治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