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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第四届文汇书展中，本书荣列畅销书榜首。上海《青年报》又于1990年3月16日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的《导读书单》，导语十分简洁：“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但很有思想，文笔也好。”
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正如他的顶见。直到80年代，仍不乏声色俱厉的批评。这不幸应验了一句古希腊谚语：大书大难。那末，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主要是林语堂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入”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看作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如果用来指导未来，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一切理论都是对已往经验的总结），好在李、林二先生均无此意。这里，林语堂侧重的是民族、种族、文化，而非阶级问题。的确，这种一家之言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恐怕不能据此得出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根据这样匆忙的结论。
误读之二是所谓“中国无阶级论”。在“文化的稳定性”一节中，林语堂说，除了稳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科举制度使人们可以从寒门走向权势和名利，从而“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而且由于人们对田园理想的崇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后便返归自然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阶级”并不等于没有阶级，虽然它们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在“社会等级”一节中，林语堂又指出，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一个是非衙门阶级，前者可以为所欲为，后者则须纳税守法。衙门阶级好保榕树。非衙门阶级则好比土地，熔树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语堂的阶级感情还很分明！可见，在林语堂眼里，非但有阶级，还有粗略的阶级划分，只是其内部成员不固定，有阶级转变。可惜的是，林语堂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中大部分固定的内部成员，及其相互之间固定的、长州的矛盾。
误读之三，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然是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国家，那末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抽象的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无固定阶级”是指某一阶级之中内部人员的不固定，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作为阶级是固定存在着、对立着的。如果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先把阶级划分开来，然后依照阶级的不同刻画出性格的不同，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人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忧郁质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总还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语堂先生是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他非得介绍中国人性格的一般特点。于是，他另辟蹊径，把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这样八条：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这些特点归纳得是否合理正确，当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特点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门阶级也罢，非衙门阶级也罢。林语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国人的共同特点作了一个归纳。这种分析方法看来还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误读之四，认为林语堂先生在描述中国人的这些性格时“以偏盖全”。事实上对于那些敢作敢为、品格高尚的中国人，林语堂也不无溢美之辞。他们中有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人均因抨击那些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北洋军阀而惨遭杀害。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当时的《京报》社长。受林语堂称赞的还有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林语堂盛赞他们，认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出于国家与民族之大义，不计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将其释放，实在是宽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语堂还在书中多次称赞“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以及充满爱国热情，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台湾流行的译本，没有这一章。因此，说林语堂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没有考虑到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误读之五，认为林语堂用大量篇幅描绘中国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这其实也不确切。关于中国落后的根源，林语堂似乎并未明确指出过，但他确实提到“忍耐”是由于社会不重视个人价值，“消极避世”是由于民权。没有宪法保障。在“仁政”一节中，林语堂对比了韩非子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政”，认为中国之患在于缺乏法律制度，民权得不到保障，贪官污吏得不到惩处。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林语堂的头脑还不至于简单到只抨击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程度。至于说林语堂分析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进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找借口，则更有失偏颇，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内因，我们有必要分析内因。事实上，在“中日战争之我见”这一章里，林语堂先生用大量篇幅义愤填膺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误读之六，实际上是一个总结，认为林语堂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立场。鲁迅在《与斯诺谈话》中说：“即便是林语堂，也不能划归为资产阶级作家，他更多地是属于旧式经院派的文学传统，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前者产生于封建主义的背景之下，而后者实际上是他冷嘲热讽的对象。”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天终于注意到鲁迅先生这段话、终于可以平心论林语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个多世纪以来，“吾国”与“吾民”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变，然而敢作敢为的人毕竟多起来了，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大多数青年人不再像林语堂先生描写的那样，无法对足球、汽车、登山、探险北极等感兴趣。相反，我们有了南极考察，有了长江飘流，有了林语堂先生当时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林语堂先生所呼吁的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大大发扬起来了。当然，这并不表明那些从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向性格、保守观念和落后的思维方式等惰性力业已绝迹。重读《中国人》，我们可以警醒，可以意识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洋读来，《中国人》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提到：“本书最后一章我诚恳而痛心地批评我国的缺点，后来的版本取消了这一章，代之以中日战争爆发的评论，颇受读者的欢迎。”这“最后一章”，是指1935年版里的“收场语”，包括“人生的归宿”、“中华民国的真相”、“领袖人才的要求”和“吾们的出路”四节。其中“人生的归宿”并未取消。其余三节，表达了林语堂的政治观，其中多愤激之辞，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毁誉不一，多为世人垢病，但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充分反映出林语堂的心路历程。我们找到了1938年郑陀的译本，尚差强人意，故只在文字上作了极少改动。此次出版，附在书后，以求完整。旧瓶旧酒、物从其类，此外，我们按音序重新编制了“索引”，一并附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项十分艰辛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译《中国人》，固然希望人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客观历史的评价，但意不在林语堂，而在于中国，在于中国人。是以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爱屋及乌，也一直关注中国学的进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