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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通过上述声明，我们看到在汉口撤退中，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以执行他上述声明中的政策并以辞职相威胁，这又一次证明他的冷酷无情和他的决心。一个月之前，八路军还在反对这项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脱离统一战线，结果迫使蒋同意了这个要求。这种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内阁中的纷坛见解。可谓小巫见大巫。汉口的保卫，战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进一步推进，并给日寇尽可能的重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蒋介石在此事中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考虑有关抗战的更重要一些的问题，表明了他固执的现实主义，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寻求的一场决战，又要保持主动，迫使日本在有利于中国的地区作战。
如果有人拿出中国的地形图来研究，他就会发现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区例外，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一直在经历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占的地区有长江两岸及其三角洲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安徽的淮河流域，苏北以及河北和山东的黄河流域。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有两个海拔低于100米的地区未被日本占领，九江南部的鄱阳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汉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区，接近湖南的长沙。在这些地区日本的侵略自然不会受到坚决的抵抗，这个地区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英里到宜昌。并顺着广汉铁路南延300英里到衡阳，日本军队将可能占领这些地区。其余全是山区，蒋介石愿意在那儿同日本作战。从扬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阳，地形突然升高，这就是鄂西山区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广汉铁路的西面。换句话说，如果你拿支铅笔把日本到1938年底为止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画成一张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恰好都处在海拔100米以下，例外的情况下已提及。其余的便类似山西的情况了。在那里，日本2万人的整个师在4个月内被中国游击队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而没有爽快地打过一仗。
从1939年初开始，战争的基本特性将会改变，日本将要在占领区打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并要极端艰难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国其他地区推进，中国要在各条战线上，或者没有战线的战线上，进行一场拉锯性的攻防战。中国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现在某一点上。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因为自然地形并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团的作战力量将要分遣到全国各地，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牵制敌人，使他们到处应接不暇。然而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中国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那些扩大了的被占领区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同样众多的可供选择的进攻机会。总的来说，中国将保持进攻的主动性。这将成为中国抵抗战争的特性。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我们看到的武力较量，是两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日本的愿望是征服，中国的愿望是抵抗。由于这两个愿望都同样强烈，由于日本人意志坚决，组织有素，而中国则要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战，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缩和让步。这样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领导不会犹豫，中国的士气也不会低落。因此，结果就成了日本的财政金融和中国的士气之间的忍耐性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具备较为持久的力量，它就会胜利。日本表面上占领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损失也就越大。假设中国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仅仅是维持这种占领，日本也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因为日本要设法补充并保持全部占领区的100多万军队，在一个敌对的大陆上面对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进行它只能进行的防御战。这个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继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日本无力巩固其胜利，无力继续搜刮中国的资源，以及财政的枯竭——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铁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必败的原因。
日本将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战争那场损失惨重的胜利之覆辙，最后不折不扣地崩溃，它比俄国还要渴望和平。最后被迫接受子虚乌有的胜利。在1905年那场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日本梢疲力竭，甚至无力在和谈中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不然的话，俄国就会威胁说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时事评论员们对罗斯福总统说，让日本从嘴里吐出它的“胜利”果实满洲，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就是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另一个美国总统也许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日俄战争结束时那样的经济困境，现在需要中国人来创造这种困境，那时，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才会成为可能。
著者无意再深入探讨日本的财政、中国士气的高涨、中国游击队的抵抗，以及日本“占领区”实况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始终胜利的基本条件。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Jian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Jian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证明自己不适合统治别人，如果最起码的常识可以告诉人们：统治意味着要给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条件，那末，日本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用爱国主义来呼吁各阶层的人们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并不成功，日军把爱国主义的呼吁换成了保证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护自己的妇女这样一个呼吁，于是便奏效了。一个小纸烟店的老板，他生活中的唯一兴趣是做点买卖维持生活，可能并不在乎外族的统治，但即使这样一个店主也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遭受强Jian，远东的“德国兵”已经使西方的德国兵相形之下成为更为进步的人类，而日本的“武士道”在历史上只会留下“黄｜色德国兵道”的恶名（“道”是日本的术语，相当于“主义”，是由中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