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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年春率约6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打日本像打共产党那样倔强,如果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保持像红军那样良好的士气,这两点似乎都没有疑问,如果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么日本将不是花费5年或者7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它的金融体制却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顽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但是我已经讲过蒋介石“反共情结”的故事,这也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月里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丢掉了在1935年与俄国结成稳定同盟的机会,这个同盟也许早就制止了这场战争。
这场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战决心是基于怎样的一种个人见解,以及决定作出以后他的计划和态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仍然犹豫彷徨,企图避免一场大战,这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比任何别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这场争斗将意味着什么。日本希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局部战争”,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吞掉一个小军阀,而不是同整个国民军交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声明,派遣中央军是对付日本的“敌对行动”。蒋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队,只不过是为了骗骗中国人民,虚张声势,他命令他们绝对不抵抗,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在平津铁路沿线,自由自在地调动军队、坦克和弹药给养,而不受任何干扰,在所谓的“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北平周围三面挖了壕沟,修筑了工事。蒋介石或许已经感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军卷入冲突。他在牯岭召集了一个全体军官的会议,但只是在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强烈要求,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也就是那时蒋介石在牯岭才发表了1937年7月16日历史性的宣言,他在总体上肯定了抗战的决心,要求日本军队撤至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地方。然后他告诫国人这场战争的含义,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并且战争一旦爆发,就没有退缩或中途讲和的可能性,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就将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体会到他这些话的要义所在。他选择了战争,因为他现在对内部的团结处之泰然,因为日本把他逼到墙角无法动弹,但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军事上已经可以与日本相匹敌的错觉。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园残遭劫掠、多少年漫长的抵抗,这些,他心中都有数。
蒋介石在两点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协约国。时至今日,蒋夫人凭着她的美国和基督教的教育对以下问题所感迷惑:西方列强对太平洋上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以及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上为什么采取一种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日本军队的恐惧为什么如此之大,似乎日军马上就准备与所有的国家交战?第二,他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军队的纪律。这两个错误的估计,使得在中国的战争变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这两个错误在效果上却又相互大体抵销,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偷窃、抢劫、掠夺、强Jian——实际上促成了中国抗战的巨大财富之一。如果蒋介石只失算一次,仅仅失去外援,那末纪律严明的日本占领军将是中国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种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入侵华北提供口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水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水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驶入上海的黄浦江,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月13日,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军舰。其余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与蒋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最终会获胜的因素,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大堆动听的言辞,而是因为这是一位将指挥这场战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项政策如果执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败。
这个民众领袖在汉口沦陷后,在他的告同胞书中是这样描绘他的长期抗战策略的: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武汉地位,风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蔡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
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回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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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盖民族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
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通过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