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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保密这么长时间？”莉莉问道。
“可能担心许多内心受创伤的人，”朗福德说，“认为这样做很不光彩。”
毕利·皮尔格里姆这时变得聪明起来，说道：“轰炸时，我在那儿哩”
朗福德很难认真对待毕利，因为他长时间认为毕利很讨厌，不是人了，最好死掉。这次毕利的谈吐却很清楚，而且简明扼要。朗福德的耳朵想把他的话当作不值一学的外国话。“他说什么呀？”
朗福德问。
莉莉不得不充当翻译：“他说他那时在那儿哩。”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在哪儿呀？”她问毕利。
“德累斯顿。”毕利回答说。
“德累斯顿。”莉莉告诉朗福德。
“他仅是重复我们说的话。”朗福德说。
“唔。”莉莉说。
“他现在患了模仿言语症啦。”
“唔。”
言语模仿是一种脑病，使病人能立刻准确地重复他旁边的人所说的话。但毕利确实没有患此症。朗福德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便坚持认为毕利得了言语模仿症。朗福德正以军人的风度考虑这个问题：基于实际原因，这个打扰其他人的人，这个非常想死的人，正患了一种使人讨厌的毛病。
朗福德坚持认为毕利是患了言语模仿症，坚持了好几个钟头。
他这时还对护士和医生说毕利得了这种病。医生和护士对毕利进行了一些试验，试图使毕利重复别人的话，但毕利一声也不吭。
“他现在不重复人家的话，”朗福德生气地说，“你们一走开，他又要重复人家的话了。”
对朗福德的诊断谁也不重视。大伙儿认为朗福德是个可恶的老头，自高自大，残酷成性。他常常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他们说，弱者该死，而医生和护士当然忠于这种看法：应当尽可能地救死扶伤，谁也不该死。
毕利在医院里的这段遭遇，对战时没有权力的人们来说是很普通的，即向一个故意装聋作哑的敌人证明：他对听和看还是有兴致的。他保持沉默，直到夜里灯灭了，周围已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才对朗福德说：“轰炸德累斯顿时我在那儿。我是战俘。”
朗福德不耐烦地叹气。
“我用名誉担保，”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们一定要现在淡它吗？”朗福德说。他听见了，但不相信。
“我们根本不必淡它嘛，”毕利说，“我只是让你晓得：我那时在那儿。”
那天夜里，对德累斯顿的问题他们不再谈下去了。毕利闭上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第三天，毕利和其他五个美国俘虏发现被扔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辆棺材似的绿色四轮运货马车，于是坐在里面，由两匹马拉着，笃笃笃地走在废墟中开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这些废墟好似月球上的土堆。他们正返回屠宰场去找战利品，这使毕利想起他在童年时每天大清早听到埃廉市送牛奶的马蹄声。
毕利坐在这轻轻摇晃的棺材后面，头向后仰，鼻孔朝天。他很开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车里有食物，有酒，还有一只照相机，一本集邮薄，一只猫头鹰标本，以及摆在壁炉架上的气压表。美国战俘被关在郊区，他们到那一带的空房子去过，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都顺手拿来了。
那些房子的主人们听说俄国人要来，要烧杀、抢劫和强奸，已逃之夭夭。
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天，但俄国人还没有到。废墟上一片死寂。
毕利在去屠宰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
车里放着茶壶、杯子、一把伞骨子以及他找到的其它东西。
车子到达屠宰场以后，毕利呆在车里晒太阳，其他的人都下车找战利品去了。日后，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他准会把他那天在车后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最快活的时刻。
毕利打瞌睡时身上带着武器，这是他自从接受基本训练以来第一次携带武器。他的同伴坚持要他带武器，因为谁也闹不清在这月球表面的洞穴里会隐藏什么样的杀人凶手——野狗，被尸体喂肥的成群老鼠，逃出来的疯子，杀人犯或在被杀死之前不断杀人的王八们。
毕利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骑兵用的大手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枪托上有一个环，枪膛里装了鸟蛋大的子弹，这支枪毕利是在一间房里的床头柜里发现的。战争结束时往往发生许多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任何人想得到武器都可以得到。武器遍地都是。毕利还得到一把军刀，是德国空军仪仗队用的军刀。刀柄上印着一只厉声尖叫的鹰，鹰背上扛着一个卐字，鹰眼俯视下方。毕利发现这把刀插在电线杆上，当运货马车经过时，他把它拔下来了。
毕利的鼾声低了下来，他这时听见一男一女用怜悯的语凋讲德语。这两个人似乎悲天怜人地在大发感慨，那种腔调在毕利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就这么回事。
毕利张开眼睛，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对着两匹马哼哼唧唧地低声安慰哩。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所忽视的地方：马嘴被马嚼子搞了很深的口子而在流血，马蹄也裂开了，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而且马渴得要死。美国人却不当作一回事，好像它们是六只汽缸的小汽车那样无感觉的交通工具。
这两位马的怜悯者朝车后挪动几步，以恩主般的谴责目光盯着看毕利·皮尔格里姆。他细长而虚弱，穿着那件天蓝色“大礼服”
和银白色靴子，看起来十分可笑。他们不怕他，他们什么也不怕。
他们是医生，是产科医生。在医院被烧毁以前，他们一直不停地接生。现在他们正在过去住房的废墟上野餐。
那女的婀娜多姿，因为长期只吃马铃薯而面色苍白。男的身穿普通服装，佩戴领带，马铃薯使他面容憔悴。他与毕利一样高，戴着有边跟镜。这对夫妻一天到晚忙于接生，虽然他们自己可以生育，却没有生过孩子。这是对整个后代繁殖问题的一个有趣的评论。
他俩彼此可以用九种语言交谈。他们先试着对毕利讲波兰话，他穿得颇像小丑，因为可怜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自觉的小丑。
毕利用英语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立刻用英语指责他把马糟踏得这副模样，让毕利从车上下来看看马。毕利看到那交通工具的惨象时不觉泪如雨下，他在战争期间还没有为别的什么哭泣过哩。
他以后作为一个中年验光配镜师会有时偷偷流泪，但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欷殻Р恢埂�
本书引用著名的圣诞颂歌里四句作为题辞，道理也就在于此。
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佛蒙特的医院。早餐用过，杯盘也收拾了。朗福德逐渐勉强地把毕利当作人看待，生硬地考问毕利，对毕利真的到过德累斯顿感到满意。他问毕利德累斯顿那时是个什么样儿，毕利向他提到了两匹马和在那月球上野餐的一对夫妇。
这故事是这样结束的：毕利和两个医生把马卸下来，但是马哪儿也不愿去，它们的脚伤得很厉害。接着俄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逮捕了所有的人，却留下了马匹。
两天以后，他们把毕利交给了美国人，让他乘慢速货轮“芦克雷霞·Ａ·莫特号”返回美国，芦克雷霞·Ａ·莫转是鼓吹妇女参政的著名美国妇女。她已经去世。
就这么回事。
“它注定如此。”朗福德在谈到德累斯顿被烧毁一事时对毕利说。
“我知道。”毕利说。
“那是战争”。
“我知道，我并不在抱怨呗。”
“它必定被烧得一塌糊涂了。”
“是呀。”毕利·皮尔格里姆应道。
“真为那些不得不干那件事的人惋惜。”
“我确实为他们惋惜。”
“你那时站在废墟上想必感慨万千吧。”
“还好，”毕利说，“一切都很好，大家不得不做他们应做的事嘛，这是我从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学来的道理。”
那天晚些时候，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女儿接他回家。把他安置在他卧室里的床上，并打开“魔指”，还请了一个护士照看。毕利至少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甚至不能离开卧室，并需要人照料。
但当护士不注意时，毕利偷偷溜出来，驾了车子向纽约市开去，希望到那儿在电视上露面。他要向全世界谈谈他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所接受的种种教训。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纽约第四十四大街的罗雅尔顿旅馆办理了鳖记手续。他住的房间正巧是评论家兼编辑乔治·吉恩·内森曾经住过的房间。按照地球上的人对时间昀概念，内森早在一九五八年去世了。按照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时间的概念，内森依然活在某个地方，而且将永远活下去。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而天花板上的装饰倒很讲究，两扇装有铰链的落地长窗面向同房间面积一样大小的阳台。阳台栏杆的外面很开阔，可以看到第四十四大街。毕利凭栏俯视下面熙熙攘攘的行人，他们匆匆来去，像一把把剪布时的小剪子，看上去着实有趣哩。
夜里很凉，隔了一会儿，毕利进屋关上窗户。关窗户时使他想起度蜜月时的情景。在他的新婚燕尔期间，他同他的妻子住在开普安的安乐窝里，房间里装的也是带有铰链的落地长窗。这情况发生在以前，现在依然存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