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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
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青年来自斯坦波尔，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钱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撞见了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回答说：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
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
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
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