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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下令减少赏赐，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
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极力撺掇英宗贸然亲征。英宗年少气盛，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决定草率亲征。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八月十三日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大军赶上，并被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紧接着，瓦剌大军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挟明廷。这一来，整个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而监国郕王和孙太后也毫无主见。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谦顺应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由于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
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时年22岁，年富力强。
拥立时，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朱祁钰的来路比朱祁镇明白多，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竟使他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就变成了空质，同时由于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