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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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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思想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了，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消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浪潮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但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
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做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其次，始作俑者往往不是政治家，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最后，后继者有三条优势：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具体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一无权势，二无文化，而且是靠借郭子兴的一支军队发家的，但却是他最终登基做了皇帝。而那些势力比他大、比他强的起义军首领却一个个被他打败了。他的成功除了上面所说的几点外，还有以下三点：其一，不露声色缓称王；其二，待时而动避敌锋芒。其三，把握天时蚕食江南。
皇觉寺里的小和尚
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家境贫寒，从小就饱受苦难的生活，7岁就操起皮鞭给地主放牛牧羊。至正三年（1343），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旱灾引起了蝗灾和瘟疫，广大农民在饥饿与瘟疫的双重折磨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少人家相继病死，成了绝户。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64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长兄、长侄以及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多年的贫寒生活，再加上亲人的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得随亲人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能再抚摩他的伤痛、安稳他的心灵了。
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剃光了脑袋进了皇觉寺。他穿起了衲衣，做起了小行童。整天除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还要为主持担水劈柴、烧饭洗衣，几乎无所不做。低眉弯腰，劳苦疲乏，还要受师父的责骂、师兄的刁难。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特别是怀念与少年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割草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但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混口饭吃，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
由于旱情严重，地里的植物颗粒无收，靠收租来度日的皇觉寺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入寺才50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倒做了不少的小沙弥朱元璋，被主持打发去“云游”了。说是云游，其实就是流浪各地，向大户人家化缘，求乞度日。这样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朱元璋回到了皇觉寺。朱元璋在这三年的奔波流浪中，尝尽了人间辛酸，也看到了各地百姓的困苦。到处是衣服褴褛，到处是如土的面色，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逃难人群。百姓们已不再对腐败的朝廷、官府抱有任何希望，他们只有把满腹的希望寄于神灵、菩萨的保佑。他发现一路上除了各大小寺院里虔诚的信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信仰白莲教，并大有积蓄力量、蠢蠢欲动之势。
他目睹国事日非，预感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了，即立志勤学，广交朋友，以待时而动。他在这里学习了三教九流的许多知识，诵经，打坐，做布施，做道场，外加清除，上香，劈柴，担水，读书，识字。一晃，又过了较为平静的四年时间。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终于勇敢地行动起来了。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主韩山童乘机聚集数千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揭竿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被称为“红巾军”。从此，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组织起义，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也先后在浙江和苏北起兵反元。与此同时，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领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在大江南北。
虽然身居静门，内心却早已不安分的朱元璋，听到不断传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已是热血沸腾。面对黑暗的社会，他早就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但由于对红巾军内部不甚了解，再加上元军追杀得太紧，怕他们成不了气候，而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正在这时，已在郭子兴的军队里当上了小头目的儿时的穷伙伴汤和，给朱元璋捎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去投军。此时他仍举棋不定，但同屋的师兄却偷偷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一事已被人知道了，就要去报官领赏。被逼上绝路的朱元璋，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着的危险形势，于是丢掉幻想，连夜向濠州城急急奔去。
起义军里的一方霸主
朱元璋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