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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软弱，将来可以控制，而太宗也认为，有良佐辅助，太子软弱一些也无关大局。就这样，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当太宗用佩刀要刺自己的时候，李治就在他身旁。长孙无忌夺过太宗手中的佩刀，递到李治手中。太宗情绪稳定后，大声地说：“我要立晋王。”长孙无忌也非常机警地回答：“谨奉诏，有不同政见者，臣请斩之。”于是，立李治为太子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了。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死后，李治即皇帝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
贤明皇后
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唐朝建立前，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数，所向无敌。
李世民即位后，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征是个典型的直臣，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
长孙皇后的政治见解和才干，对唐太宗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孙皇后在世时，唐太宗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取她对一些大问题的意见。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与长孙皇后的协助是分不开的。每当唐太宗任情使性不能虚心听谏时，长孙皇后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谏的好作风。由于长孙皇后知书善文，熟读经史，因此她也常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来对唐太宗进行劝谏。
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他信任备至，委以宰相之职。对此，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诸吕与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政的历史事实提醒唐太宗，要求降低长孙无忌的官位。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一直到临终前，长孙皇后还告诫唐太宗注意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后妃得宠时，依凭裙带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其例的，而长孙皇后则力避裙带之嫌，把外戚专权乱政导致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作为切骨之诫，是不失为远见卓识的。贞观之治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与长孙皇后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634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公元636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在唐太宗的晚年，对他影响较大的是贤妃徐惠。徐惠十分聪明，能诗会画，是当时著名的才女，聪名绝顶，博览群书，还未成年就有了很大的名气。徐惠入宫以后，虽然位列妃嫔，但对国家大事也是十分关心，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朝政，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唐太宗喜欢她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把她看作是长孙皇后一样的人物，对她的见解也颇多接受。贞观后期，由于唐太宗频繁的发动战争，徭役和兵役的征发空前严重，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公元６４８年，徐惠向唐太宗上疏进行劝谏，这篇上疏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深受唐太宗的赞赏。
唐太宗死后，徐惠十分忧伤，不吃不喝，24岁就死了。由于她写过桂花颂歌，并为老百姓做过好事，人们尊她为桂花神。
爱书法，著《帝范》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他精于弓马，擅长诗书，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在武力统一中原和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因此对弓马特别精通。从晋阳起兵到登基做皇帝，他的生涯几乎是和弓马伴在一起的，他所用的弓箭，比平常人用的要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他在指挥战争期间，每每乘骏马持大弓，冲锋陷阵。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他的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唐太宗嗜好弓马，特别是对骏马的嗜好以至成癖。昭陵六骏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还擅长诗文和书法。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文，后来被清朝人编入《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的就有文７卷、赋５篇、诗１卷６９首。唐太宗的文章主要是政论、史论、诏勒之类，其中《帝范前后序》、《金镜》等是他的代表作品。唐太宗的这些文章大多是用骈马文体写成，注重辞藻和排列讲求对偶与用典，在形式上还有摆脱大朝以来的绮丽文风。但是，由于唐太宗是一代开国之君，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艰难的统治历程，所以他的文章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之风。
公元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唐太宗非常喜爱书法，尤爱王羲之的字。他听说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那里，便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李世民看硬要不成，便改为智取。他派监察御史萧翼装扮成书生模样，去与辨才接近，寻机取得
《兰亭集序》。萧翼对书法也很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