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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有所感悟，认为这个话很对。太宗由此而想：自己在尽力做到公正，还是难免有时偏颇。太宗赞赏张行成的言论，从此每有重大的政事，常常让他参与议政。
当然，唐太宗善于纳谏并不意味着他一味听从所有人的主张和建议，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择善而纳之，则不善而弃之。
627年，民间有一个人上书谏言，请求太宗清除朝中奸佞之臣。太宗认为这事情关系重大，就立刻召见这个人。太宗问：“你认为朝中谁是奸佞之臣？”这人回答说：“我居住在民间草泽，不能具体确认某人是佞臣。我想请陛下与群臣座谈，可以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据理力争的人，是忠臣；害怕而奉承的人，就是佞臣”。太宗说：“君王好比水的源头，臣子就是水流。污浊了源头要使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王自己做假，怎么能使臣下正直！我公正至诚治天下，感到前世帝王好以诡诈的权术对待臣下，常以为是羞耻的”。太宗随说：你的办法虽然不错，但我不会采纳你这样的建议。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知人善任、肯于纳谏”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泱泱大风——贞观之治
唐太宗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来到唐朝，学习我国先进的文化。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后来的人就把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他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唐太宗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建立了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底。在这个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层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５０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１３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有３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争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戒，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一套完备实用的法规体系，为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天可汗”
贞观时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东北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２０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６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正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河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２０万突厥大军。此后，唐太宗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挟持颉利。
公元６２８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的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629年11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统兵10余万人，分兵４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唐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１万，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对唐太宗敬若神明。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息都护府，重新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员，管理本地区或本部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