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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事。以后的皇帝位置肯定是你的，你只管回家等着就行了。宇文赞一来年轻，二来也没什么谋略，就相信了。
没了身边的对手，杨坚又向其他的王下手了。已经成年而且在地方有些势力的是五个王，如果他们联合起兵，杨坚还很难对付。所以，在他们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五王只好寻机下手。一次，他们设下鸿门宴，请杨坚去，幸亏随从的人有所察觉，拉他借口跑出来。然后，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掉了主谋的两个王，其他三个不久也被除掉。宗室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后，地方势力也开始反对他，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将领纷纷起兵。经过打与拉两手策略的较量，杨坚在半年后，终于平定了三地的军事力量，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做皇帝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
到了公元581年的正月，杨坚走了一个前人使用过的体面形式——禅让。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他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思，穿上皇帝服装，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
因为杨坚是继承的父亲的爵位随国公，后来又进封为随王，因此把新王朝定名为“随”，但又觉得这个字有个和“走”同义的偏旁，于是，把这个不太吉利的偏旁去掉，成了“隋”。年号也按照惯例改了，定为“开皇”。但都城没有变动，仍是长安。杨坚虽然改了随字，但隋朝还是没有逃脱短命的命运，仅仅三十年便灭了。说来也是巧合，当初杨坚夺取的是宇文氏的帝位，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命丧宇文氏之手。
政绩卓著
文帝代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国家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轻徭薄赋，勤于政事。每日晨起听朝，有时太阳偏西尚不知倦。
为了隋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是节俭。在历代封建皇帝中，隋文帝是特别重视节俭者之一。他教训太子杨勇时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他自己从辅助政时就提倡节俭生活，使之成为风气，以致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锻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他称帝后，更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斥责。《资治通鉴》中称他：“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竟然都找不到。还有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平时进膳，所食不过一肉。如此躬行，成了他改革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条经验是大杀贪官污吏，文帝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经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命该称帝，但是必须大加诛杀才能巩固新朝。”以此为据，他整顿吏治，建立起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晋级加官，布告天下，实行奖励；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派左右亲信严密侦查百官的行为。有时甚至暗暗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这些官吏一受贿就立即处死。
文帝执法严明，有一次，他发觉儿子杨浚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大怒，下令将杨浚抓起来，大臣杨素劝谏说处罚得太重了，文帝说：“皇子与百姓只有一个法律，如果不这样，岂不是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文帝的这一措施，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贪污行为大为减少，有利于与民休养生息。
文帝能知过即改，有一次，臣子辛擅做了一条绯（红色）裤穿，说穿了此裤能官运亨通。文帝认为他是以妖法惑众，十分生气，下令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据理顶撞说：“依据法律，辛擅不足以定死罪，臣不敢奉旨。”文帝大怒说：“我看你是只顾怜惜他而不怜惜自己了！”下令将赵绰和辛擅一并处斩。临刑前，文帝问赵绰还有何话要说。赵绰答道：“臣一心执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我，决不可枉杀辛擅。”文帝气得拂袖而去。但他转而一想，终于明白赵绰以死护法，正直可嘉，立刻下令释放赵绰，辛擅免死，次日还嘉奖了赵绰。
杨坚在称帝之后，先是把自己的儿子们封到各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这是吸收了北周被自己灭掉的教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加上对江南的统一。他的一大历史贡献就是，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制，以考试取士。所以隋文帝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是个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唐朝的体制基本上是隋朝时的翻版，一般我们对唐朝的评价很高，但是，唐朝的很多的制度却是在杨坚的时候确定的，所以，我们在高度评价唐朝的唐太宗以及盛唐风范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功劳分给杨坚一点公平些。这就像我们景仰汉朝的鼎盛时，不应该忘记秦朝的功绩：汉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朝的。因为秦朝的短命以及秦二世的暴虐，我们对秦朝的看法偏激了一点，不太公正，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
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上很乱。隋文帝即位不久，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依汉魏之旧”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皇帝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主宰，拥有绝对权力。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
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管的事最多，为此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尚书省最高长官，并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助手）、纳言（门下省最高长官）、内史（内史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务。六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对于地方机构，杨坚也进行了改革，隋初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北周时，设置郡县很多，“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庞大地方行政机构。583年，隋文帝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建议，精简地方机构，撤消境内五百多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还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刺史和县令三年后要轮换到另一地做官，防止时间长了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
对于法律，杨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北周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他在下令制订《开皇律》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保留了律令五百条。而刑罚则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到了唐朝，将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