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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条改革令，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第三，颁布“五均”、“赊贷”以及“六管”。
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这一共是五项，加上国家负责的“五均”、“赊贷”，就称为“六管”。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使得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反而给了他们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第四，改革币制。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如
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四种、贝货五种、泉货六种、布货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由于种类错杂，名目纷繁，民间都搞不清，所以人们仍旧用汉朝的五铢钱。受到百姓抵制后，王莽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
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币制改革前后有四次之多，钱越改越小，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
总之，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三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就在王莽的改革遇到了困境之时，边陲也起了战祸。
由于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做了皇帝后，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匈奴单于怒不受封，他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派兵攻打云中郡，杀死雁门郡、朔方郡都尉。这些无端的挑衅使一度平静的边塞又引起了战火。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攻击匈奴。这些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
公元19年，王莽又一次大举集重兵于边境。但可笑的是两次发兵，都停留在边境上不出击。其实王莽是想借此将内地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以使国家显得很富裕，成就他一代尧舜的美名。
王莽又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多次无故侵侮诸国。并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公元十二年，王莽征高句丽兵击匈奴，高句丽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丽侯，又改高句丽为下句骊，引起高句丽、夫余、诸族的不断反抗。句町国在西南，汉昭帝时封句町国君为王。王莽却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死亡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而反。
王莽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俗话说屋漏偏遭连阴雨，疲于应付边陲战事的王莽，又不得不分出身来解决“内患”。
原来王莽的手下重臣甄丰虽然受王莽器重，但心里不满他取代汉朝，觉得以后会给家族招来灭顶之灾。所以，甄丰内心惶恐。王莽觉察出来后，便降了他的职位，这又使甄丰父子更加恼怒。甄丰的儿子甄寻便伪造了符命，说新朝应当将陕地分成两部分，让甄丰和太傅平晏分别治理。王莽很生气，但还是依照符命做了。但甄丰的儿子甄寻又伪造了一个符命，说王莽女儿、即已故汉平帝皇后要做他的妻子。这使王莽再也无法忍受了，下令抓捕甄丰父子，结果甄丰自杀，甄寻逃跑一年后也在华山被捕，当时甄寻手上刺着“天子”二字，王莽让人将他这个胳膊断下送给他查验，王莽说不是“天子”，而是“一六子”或者“一大子”，六就是戮，即杀死，最后王莽将甄寻也杀了。
王莽因为这次事件的刺激，对很多的亲信也不再相信了。每当外出的时候，他都要事先派兵在京城搜查，还取名叫做“横搜”。有一次外出，王莽惶恐得竟命令在京师搜查了五天之久。为了防范其他的人谋反，王莽对大臣入宫的随从人数做了限制，这又导致了新的矛盾。太傅平晏有一次进宫时带的随从超过了规定的人数，结果被把守宫门的仆射拦住，双方发生了纠纷，平晏的随从盛怒之下将仆射捆了起来。王莽听说后，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命人围攻太傅府，把闹事的卫士处死，这才算完。
王莽不仅和大臣矛盾激化，自己的儿孙们也和他不和。他的孙子王宗想取代他，于是让人画了自己穿着皇帝衣服的像，还刻了准备做皇帝用的印章。最后，事情被王莽得知，孙子自杀。有了这件事，王莽对子孙们也不信任了。后来，王莽借口大风将殿堂吹坏，将太子王临废黜，赶出京城到外地做王。
王莽原来和妻子的侍女原碧私通，王临侍奉母亲时也和原碧私通，后来王临给母亲写信，说自己不知道命丧何处，表示了对父亲的不满。信被王莽看到，王莽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在妻子病死埋葬后，王莽便将原碧抓起来拷打讯问，原碧经不住拷打，将和王临私通的事都招认了，王莽为了遮家丑，残忍地将所有参与拷讯原碧的官员都暗地处死，将尸首埋在监狱中。然后，王莽派人给儿子王临送去了毒药，命他服毒自尽。王临不愿意喝毒药，最后引剑自杀。
王莽虽然将内部的祸患消除了，但由于他大量征用民伕，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重刑罚。这样，就逼得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了。正是风云突起的起义军把王莽的统治已经走上了末路。
丧命起义军之手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而由于王莽连年挑起战事，所需入不敷出，因此只有课重税于民间：盐税、酒税、铁税、山泽采办税、赊贷税、铜冶税等等多如牛毛。贫民无法谋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处攻城略地。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乱世之中，王莽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后，他的所谓救亡措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笑柄。
王莽为了平息此起彼伏的大大小小的叛乱，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