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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下令撤掉“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的职务。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援。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迅速整顿队伍，激励将士，遏止敌人西窜之路，并令已革职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这时，光绪在慈禧的压力下，不得不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又继续布置战事。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著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
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不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
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光绪被迫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訢、徐用仪、孙毓汶等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訢）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马关条约》才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等。
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慈禧又在做什么呢？在准备隆重庆贺自己的60大寿。慈禧表面上不再垂帘听政之后，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大兴土木。慈禧60大寿时，她想仿造1761年乾隆给她母亲庆贺70大寿的那个规模来做。但时代不同了，乾隆的时候是清朝的全盛时期，所谓“物产丰盈”、“富有四海”。乾隆自己还说花钱太多了，有点吃不消。而慈禧60大寿这个时候已经是国贫民弱，外敌欺辱，根本没有条件来搞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庆寿。
但慈禧不管不顾，竟然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来庆寿，从头一年就开始准备。自皇宫到颐和园沿途布置彩棚、彩灯，用了彩绸10万匹、红毡条60万尺。在花费的银两中，其中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摆饽饽桌，从北京城里一直摆到颐和园，饽饽桌一摆就是850桌。
而当时北方正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就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算巧合。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就不吉利：甲戌（同治十三年），独子同治死；甲申（光绪十年），50大寿，中法战争；甲午（光绪二十年），60大寿，中日战争；甲辰（光绪三十年），70大寿，日俄战争。
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到了非变革、变法不行的地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热潮，可惜这场变法不仅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仅维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铁腕高压下，销声匿迹，毁于一旦了。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愤然上书。康有为想起多次上书一直石沉大海，心中十分愤慨。在这篇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才从报纸上看到这篇奏章，大为感动，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訢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理由是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想法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