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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就是“反对布尔什维克”！“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是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故取名“AB团”。
从上述情况来看，周高潮给彭德怀送来的这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显然其内容非同一般。
除此，因为古柏当时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这封信具有特殊意义，令人大为震惊。那么，古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5集）记载：古柏，1906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塘背村。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中共寻乌支部委员。1928年3月25日领导寻邬农民起义，任县直属总队总指挥。1929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政治委员，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邬作调查时，发现古柏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于是便调他担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古柏年仅24岁。
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外，还附送一份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此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
彭德怀看了上述这封信和传单，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于是，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
“在外面。”周高潮回答。
“是一个什么人呢？”彭德怀又问。
“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
“请他进来。”
周高潮立即出门去叫那个人。时过半小时，周高潮向彭德怀报告：“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怀心想：这封信是绝密的，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农民送来，即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咧！肯定有问题。
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毛泽东致古柏这封信，的确是伪造的。那么，是谁伪造的？伪造的这封信，为什么是毛泽东的“亲笔”呢？
对这个问题，有的报刊发表文章进行了解释。199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郭军丽撰写的《党史文献学刍议》一文。该文认为，“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一封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借毛泽东迫害彭德怀等人的伪造信。
其实，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对此，《彭德怀自述》写道：
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6页。
丛永中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这封假信呢？说来话长。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记载，北代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3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AB团”。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1927年4月2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AB团”骨干分子30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AB团”便销声匿迹。
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10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AB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中共赣西特委将此情况进行综合写成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便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7日，总前委派李韶九做特派员，到吉安去肃查。他于12月7日到达，至12月10日晚，短短4天时间，便在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特委3个机关中，逮捕了120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50多人处决。
接着，又把手伸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于12月12日召集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抓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激起一营干部的愤怒。会议结束后，一营紧急出动，去抓李韶九。李韶九逃跑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
谢汉昌和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被释放后，认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于是，一方面带领红二十军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另一方面想办法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中制造矛盾。为了造成分裂，便采取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
伪造毛泽东的信件，必须寻找一个善于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而在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丛允中的人。他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1925年，23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因为没有逃脱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1929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1930年12月，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AB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28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平日喜欢摹仿“毛体”。他通过长时间刻苦练习，摹仿“毛体”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允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上述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就是他根据谢汉昌等的授意写的。
丛允中写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朱德和黄公略也收到一份。所幸，彭德怀、朱德和黄公略都识破了这一阴谋，没有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时，特别提到这件事。毛泽东说：
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1965年9月23日）。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9页。
“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1）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前后历时两年。那么，“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
对此，许多著作记述说，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起始之日，便被称为“红军长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曾谈到红军长征的起始问题。他说：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对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李维汉回忆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另外，据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红军长征简史》记载，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有两次战略性的先遣行动，这就是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然后才是长征的开始。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该军团是1933年7月由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闽赣军区部队合编的，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后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下辖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分别由周建屏、粟裕、黄理贵任师长。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将红七军团改编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以便实行战略转移。
然而，由于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正如秦邦宪于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