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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专门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总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致力研究毛泽东，大量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巨大，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也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些著作，热衷于记述“秘闻”、“内幕”、“隐秘”、“野史”，随意选用道听途说的传闻，甚至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捏造事实，胡编乱造，内容严重失实。《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一书，就是明显的典型。此书涉及的党和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情况，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毛岸龙”也是冒充的。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谜》一书，借释谜之名，大量叙述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传闻，不仅失实处甚多，而且有严重的政治错误。1993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书中的记述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对这种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无中生有，随意编造事实，歪曲丑化毛泽东形象的行为非常气愤。她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谈话说：“我从1938年与主席相识，直到70年代初离开他老人家，作为主席家庭成员，对一些所谓‘纪实’闻所未闻，甚感惊诧。有的作者甚至大段编造主席的所谓内心独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