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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涧与萧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一团团部和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绝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地热闹。就在这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会师了！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何长工和陈士榘都是知情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都说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是1928年4月28日，其地点是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
然而，长期来，许多著作记载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是在湖南酃县沔渡。对这种说法，张平化和周里均表示不同意此说。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湖南酃县石洲乡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年冬，曾先后任中共酃县第二区（东区）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兼酃县赤卫大队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见过毛泽东和朱德。笔者采访他时，当提出毛泽东于1928年4月是否在沔渡与朱德会见时，他肯定地说：“没有！”他还说，“1928年4月，毛泽东如若在酃县沔渡会见朱德，我不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正在中共酃县县委任职。”
原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周里，是酃县策源乡人，在1928年2月至1929年初，先后任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委员、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曾组织领导3000多农民举行酃县“三月暴动”。笔者采访他时，他对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说：“毛泽东和朱德到酃县的时间以及重要活动，我们县委的领导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沔渡会见，我们肯定知道。所谓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纯属误传，显然是把某些部队的相遇误传为毛泽东与朱德的会见了。”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这个“十六字诀”，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工农红军创立初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适应当时的形势，1928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78页。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来的。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52页。
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冯建辉撰写的《我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一文，就是这样记述的。
其实，“十六字诀”最早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而是由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
张世熙（1894～1929），江西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任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11月参与领导万安农民暴动成功，建立了县工农政权，影响甚大。1928年6月，他作为江西党代表之一，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据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记载，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列宁格勒大会上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见《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从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与张世熙总结概括的“十六字诀”来看，在文字的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含义是基本相同的。然而从其提出的时间来说，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比毛泽东早10个月，因此，应被视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诀”的人。
“十六字诀”，虽然是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朱德等对总结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诀”，无疑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十六字诀”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谁伪造的（1）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
大敌当前，正当中央红军积极备战，忙于迎敌反击的时候，在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书记载：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即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 泽 东
10/12
陂下支部抄见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22～123页。
信中所说的“CP”，即共产党的英文开头字母。“朱、彭、黄、滕”，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
“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直译就是“反对布尔什维克”！“AB团”是一个反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