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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委员：（其中经常在瑞金者9人）
候补委员：
刘少奇朱德关向应
邓发何克全（即凯丰）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90页。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所列的这个名单来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二位。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
而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朱德年谱》证实：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
既然如此，那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便是13人。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记载是12人。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又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此书记载：
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的代表……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2页。
此书同样记载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记载王稼祥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稼祥从1931年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1934年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仲丽著：《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5页。
朱仲丽的记述，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即王稼祥于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朱仲丽的记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的记载，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即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其中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三位。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成，其人数应是单数，不应是双数，这是一般的常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是12人，即双数呢？
笔者认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1934年革命遭到挫折，面临危急形势，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不长，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常在瑞金者只有9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也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两年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项决议，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决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通过的文献看，这次大会虽然接受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许多“左”的方针、政策，会后未能起到扭转中央革命根据地严峻形势的作用，但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对此，有以下不同的说法：
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于1934年“1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朱德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此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则为1934年1月21日至31日。
而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记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举行开幕式，2月1日闭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0～423页。
湖南出版社于1990年11月出版的《常用资料手册》的记载则是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用资料手册》，湖南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67页。
上述记载，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有三种说法：一是1月21日，二是22日，三是24日；闭幕日期有两种说法：一是1月31日，二是2月1日。
到底哪一种记载是对的呢？根据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特刊）及以后该刊的报道，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等著作记载，这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是于1月18日闭幕的。接着“过了3天，中央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显然是1月22日。
22日拂晓，首先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
同日上午，大会开幕。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致词。大会选举了75人组成的主席团。
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全文报告4万多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代表们于26日分组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又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28日、30日，先后分别由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9日，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荐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31日，大会举行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江西兴国具、瑞金县和红三军团授奖旗。
2月1日，大会主席团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经过代表讨论，选举毛泽东、博古等175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选出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致闭幕词。最后发布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上述情况说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召开的，其他之说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实权是在新设的政治局主席毛的手中。〔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2页。
此记述明显有误。根据陈云于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后，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重要决定，其中第一项决定就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页。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召开遵义会议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则由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政治局委员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4年9月撰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记载，遵义会议共选出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当选的毛泽东。
在一般情况下，选出了政治局常委，便立即进行工作分工。但遵义会议快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1月17日晚，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便率兵逼近遵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