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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89页。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上述情况说明，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其结果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由此可见，说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有误的。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在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
宁都会议气氛紧张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对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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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增设了中央白区工作部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对毛泽东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
群众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急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共100多人。毛泽东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50页。
而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则记载毛泽东未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但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3页。
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有关情况，便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1934年1月中旬，正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忙于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行”。见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上的报告《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这里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正确主张，并且内部商定在会上对毛泽东等进行批判，所以，会议的筹备搞得很神秘。据说，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更不会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多少政治局委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改选中央政治局。
那么，这次会议重新选出多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其中名列第几位？
中国书店于1993年1月出版的、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是这样记载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引者注），却还是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出版的、叶永烈撰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有不同的记载：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08页。
红旗出版社于1983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和排名次序是这样记载的：
正式委员：（其中经常在瑞金者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