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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全国团的“一大”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书记，李隆郅（即李立三）任组织部长。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彭平之被选为团湘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春，他被推举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执委会组织部长，代理执行委员长。在任职期间，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全省各地调查团的工作，提出整顿团的基层组织的方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除此，他还积极从事工人、农民运动，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1926年，任湖南省农协执行委员、中共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悬赏缉拿他。在白色恐怖下，他坚持同敌人作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以后，他参加了秋收起义。接着，又跟随毛泽东到江西中央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在同敌人作战时壮烈牺牲。
毛泽东何时离长沙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离长沙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是在何时？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又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1页。
毛泽东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的？李达回忆说：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洽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据《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都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号”船抵达上海的。〔苏〕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到达上海后，听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的汇报，才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6月初旬才“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并且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而毛泽东说5月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怎么可能呢？
1952年，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动身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他对此写道：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页。
当时，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上述谢觉哉的记述，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但没有说具体日期。
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对谢觉哉的这篇日记，作了简要的解释。她在《万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载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
上述谢觉哉的日记，无疑可证实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就是说，谢觉哉日记的记载是准确的，否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毛泽东不可能提前两个月，于5月就离长沙到上海。
谢觉哉日记记载的6月29日，是1921年阴历5月24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若说是1921年阴历5月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准确的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何职（1）
辛亥革命以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继续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屡遭失败。我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我国于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面对上述情况，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以俄为师”，走扶助工农群众，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抛弃了某些过时的观念，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样，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
关于这次会议确定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人选问题，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自述说：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5页。
根据毛泽东这个自述，我国许多著作记述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则有不同的记述：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2～63页。
上述两种说法，一是说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是说任副部长。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后，于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任秘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8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61～63页。
《毛泽东年谱》记载，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18日，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长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后，首先建立健全宣传工作体系，从调查研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