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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是何时生下“小毛”的
1929年6月，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后，贺子珍在龙岩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叫“小毛”，大名叫“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
毛岸红是何时出生的？作家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在她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3页。
毛岸红是1932年11月出生的吗？弄清宁都会议结束的时间以及毛泽东何时从宁都到长汀的，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黄少群考证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具体说来，召开宁都会议的时间，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见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5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页。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均说宁都会议是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6页。
10月12日，中革军委便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向全军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90页。说明在这之前，宁都会议已结束。
上述对召开宁都会议的具体日期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认为是10月上旬，其下限无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从宁都南行两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经没有落脚，便从瑞金东行一天到达长汀。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是10月中旬到长汀的。贺子珍“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据此推算，贺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红的。由此可见，说贺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红，是有误的。
贺子珍离开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1）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是在何时何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四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途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0～201页。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1937年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当时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