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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纵横天下，无恶不作。肉骗正是一种带有武力劫持、强行勒索的敛财行为，这对于黑道分子而言完全是举手之劳。 1933年，黄金荣的门徒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之幼子，贝某恳请黄某出面解决此事。黄金荣故意拖延时日，讨价还价，最后才肯亲自出马“讲斤头”。结果，贝某花费2万银元才得以赎回幼子，另送给黄金荣一辆高级轿车。黄金荣是个见钱眼开的黑帮头目，乐于玩耍各种骗术，肉票即其一。他曾唆使门徒丁永昌绑架荣德生，师徒合谋敲诈了荣氏几十万美钞。 与黄金荣齐名的另一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也是肉骗的老手。1929年，上海银行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签约租地，打算修建房屋出租。不料，张啸林也看中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商议，遭到拒绝。张啸林又与朱成章商量，愿以高价要朱某转租，同样遭到拒绝。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乘车外出。忽然，一伙绑匪持枪劫车，同车的女儿及护士各中一枪，朱某作为“肉票”被押往秘密地点。 国货银行闻讯，顿时乱成一团。经四处打探，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前往杨树浦路一房内，用钱赎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板。事后，有人问及此事，周某说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到底数目有多少，他并不知道。 绑架之风盛行于近代中国，以上海滩为典型。在其他地方，亦时有耳闻。如安徽南陵清帮嚣张一时，张大屁股、刘大嘴等帮会分子经常玩弄“肉票”手法，借机敲诈大笔钱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求助于黑帮。 据近代史料披露，京师一带社会风气日益污浊。宗室子弟游手好闲，挥霍无度，遇到资金短绌，则结伙前往城外荒僻之所，劫掠农家小孩回到城里。次日，这群无赖故意张贴告示招领，托词小孩乃途中所拾。等农家上门认领时，他们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 在实施肉骗之前，绑匪一般有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力求万无一失。令人惊骇的是，绑匪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备，帮派林立，各逞威风。如上海滩的绑匪就有山东帮、淮扬帮、浦东帮、太湖帮等等，大帮之中有中帮，中帮里边分小帮。帮派既多，人数又众，骗术高明，手段毒辣，而且不容易破案。如此一来，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富翁无不栗栗危惧，不能安枕。
第三章 近代骗术种类繁多的行骗术…拐骗
7．拐骗 所谓拐骗，就是骗子以各种手段欺骗、拐卖妇女儿童，借机攫取非法暴利。这实际上是一种贩卖人口的非法勾当。 拐骗与肉骗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以活生生的人作为敲诈钱财的工具，人成为不等价交换的商品，拐骗与肉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后者的受害者多为有身份有财势的成年男子。而且，拐骗的对象属于“流通中的商品”，由甲地卖往乙地，一卖不复返，肉骗的对象则属于“抵押商品”，一旦赎金到手，绑匪即将人质释放，“物归原主”。 近代帮会是拐骗大本营，帮会分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丧失人性的勾当。在黑道中，男拐匪叫“善心老爹”，女拐匪叫“好老妈”。被拐骗的妇女，容貌姣好者叫“好花”，相貌丑陋者叫“赔钱货”，年轻者叫“嫩白儿”，年长者叫“整块”。被拐骗的儿童，男孩叫“一柱香”，女孩叫“一株花”。 一般而言，骗子引诱妇女上当受骗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诱。有些女子过于势利，贪图一时小利，结果经不起骗子引诱，在金钱和物欲面前成为骗子的囊中猎物，直至贩卖他乡，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 其二，乘隙。以找工作为由，是骗子拐骗贫家女子或失业女子的拿手好戏。为了生计，许多女子被甜言蜜语所蒙骗，毁了一生的前程。有的骗子见别人家庭不和，趁机挑拨离间，劝说受冤屈的媳妇或妻子离家出走，到外地谋生，并许诺如何如何，致使妇女上当被骗。 其三，强掠。绑匪以武力劫持身单力薄之女子，软硬兼施，迫其就范，然后转手卖掉。 其四，迷药。绑匪看中某女子后，想方设法靠近该女子，用迷药将其迷倒，然后劫持而去，高价卖出。 其五，婚嫁。拐匪以娶亲为手段，瞒过女方的家人，一旦正式结婚，即将“妻子”卖出，获取高额利润。这属于“色骗”中一种。 其六，奸拐。拐匪挑选英俊倜傥之男子，使其追求年青女子，更多的是年青寡妇或富室小妾，也有贫家女子抑或千金小姐。一旦得手，随即贩卖外地。这亦是“色骗”中一种。 被贩卖的妇女，下场极为不幸。有的被拐卖到遥远的山村，嫁给贫苦无依的农民为妻；有的被卖到富贵人家，为妾，为婢，地位低贱；更多的被卖到妓院，沦入火坑而不能自拔。 民国时期，贩卖人口十分猖獗，黑帮势力操纵其事，无法无天。在上海滩，专门贩卖男孩（黑帮术语叫“搬石头”）的流氓头子名叫尚武。此人身跨清洪两帮，又是虹口捕房刑事探长。极有势力。他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在一起，靠拐骗人口大发不义之财。尚武手下有门徒二千余人，是一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集团。他们到处抢掳男孩。然后贩往广东，高价卖给富商大贾。因为这些商人除了亲生的儿子之外，愿意领养男孩，对他们刻意培养然后从中挑选一个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人。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上海滩除了一个专门拐骗男孩的尚武，还有一个专门贩卖女孩（黑帮术语叫“摘桑叶”）的尤阿根。此人也是身跨清洪两帮，出任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探长。尤阿根手下的门徒有五千余人，他们将拐到手的女孩大部分卖往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本地的妓院。杜月笙的门生、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任文桢，有门徒千余人，也是专门贩卖女孩的大流氓。 在近代中国，贩卖华工出洋是一桩可以获得暴利的买卖，俗称“贩猪仔”。内地百姓被拐骗出洋，贩卖为奴，从事一切苦役，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因而被称为“猪仔”。诓骗华工出洋最毒辣的手法，当推赌与烟。详言之，近代开埠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外地打工者甚众。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每每设有赌场，番摊、牌九等名目齐备。如果做工之人好赌，往往十之八九必输，因为赌场均有赌骗高手。当民工等辈输钱之时，赌场老板故作慷慨大方之态，任其赊欠。民工见此，愈输愈赌，愈狂赌其所欠愈多。所欠既多，赌场老板乃将赌债划归民工之雇主。因此，多数进入赌场的民工，因赌账纠葛，其工资已领到十年之后。万不得已，遂沦为人口贩子相中的“猪仔”。 另有以鸦片烟为诱饵，致使华工沦为人奴者。具体情形是，雇工之老板故意在工场旁边密设烟馆，以低廉价位吸引民工吸食。民工以此为劳作之后的休息场所。一经吸食，必定成瘾。染上烟瘾之后，工作时无精打采，晚睡早起，意志消沉，额定工作量每每不能完成。 鉴于此，这些民工必须延长工期，否则便不能领到应得薪水。面对这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吸食鸦片的民工无可奈何。可是，体力与精神既已耗损，工期亦相应越拖越长，所得之微薄工资尽耗于烟榻之上，入不敷出，到头来只得听天由命，被贩子卖往海外为奴。 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专门拐骗浙江温州、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与澳门流氓勾结，将人口贩卖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人称“贩黄鱼”，因为华工属于黄种人，在拐卖途中，如果死掉，即被扔进大海，如同死鱼一般。 陈鹤鸣借助帮会力量，尤其是师父杜月笙的招牌，到处欺蒙拐骗。他擅长编织有利于肉骗的关系网，与青田县政府官员、上海警局护照股的警员、外国邮船公司买办、中国驻外使节，以及葡、法两国人口贩子，均有广泛接触，为其犯罪勾当疏通渠道。他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引诱青年农民出国赚钱。凡愿意到国外工作者，每人发给旧西服一套，但要上交450元左右的法币作为旅费，由陈鹤鸣统一购买船票。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什么船票，陈某勾结船上人员，将他们藏在货舱里，偷渡出海。有些农民没有钱交旅费，但梦想到国外大捞一把，被迫出卖田地和房屋，甚至将妻子“出租”。青年女子出国前必须接受色情表演训练，到达国外后，靠跳小脚舞谋生，实际上是出卖色相。后有进步报人著文揭批“贩黄鱼”内幕，陈鹤鸣落入法网，判刑5年，其同伙均作鸟兽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拐骗儿童之风在近代丝毫不亚于拐骗成年男女。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心理上对外部世界是不设防的，这就为骗子成功实施拐骗诡计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儿童的反抗容易被制服，掠夺之、藏匿之均很容易，因此人口贩子每每看好儿童。施以小恩小惠，年幼无知的孩子就可能被拐走。而且，骗子还让受过训练的小孩去引诱其他小孩，这样更容易成功。 被拐骗来的孩子要认拐匪为父、为叔，要认同被拐骗的孩子为兄、为妹。拐匪令其“听话”，并加以特殊训练，然后贩往各地。 一般而言，被拐骗的男孩充作童伶、童仆，有的被寺庙收为子弟，有的贩往东南亚为“猪仔”，也有的卖给艺人当养子。被拐骗的女孩则卖到各埠妓院，成为雏妓。妓院老板特别愿意买进八至十岁的幼女，这不仅因为她们身价低廉，而且容易培养成摇钱树。上海、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专门出现了所谓“囤户”，其职责就是留养、训练幼女，然后按不同价位予以出售。那些姿色好者，多卖给权贵人家为妾，价值千万，其他则以数千或数百元卖给妓院，时称“养瘦马”，有的女孩虽未沦入妓院为娼，但亦卖给人家作养女，有歌妓之养女，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