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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怎么办了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读者当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