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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抑制着自己。他对侦查员不满地看了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结案也不晚，来得及。但到底是谁把谁杀了是会清楚的。”
沮丧担忧的侦查员沉思起来。他感到莫明其妙，这个人真怪，他来要求解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可看来他对结案表示不满。他说的话也很怪，话里有话。如果好好谈谈，他是会讲的。
这时工友站了起来向侦查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侦查员没有去和他握手，稍稍带着几分责备地问道：
“我满足了您的请求，那您对我的请求该怎么办？要不您听我说说？”
工友坐回沙发上，好象考虑到了什么，表示歉意。
“您与法医工作结缘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三十来年您什么没有见过，什么不知道？”
“三十五年。”工友纠正道。
“三十五年了！”侦查员特别严肃地说道，“那么好，请问，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该怎么办：是结案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打算？”
工友作出考虑如何回答的样子，但在思考另外一个难题——如何不讲多余的话离开这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继续和他谈下去。
“您这是什么？”帕霍姆对桌子上垂着一根打着复杂的结的绳子感兴趣地问道。
侦查员作出好象也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样子。问道：
“您看什么职业的人使用这种绳子呢？我已为这伤了两天的脑筋了。怎么也想不出来。这绳子是从一具尸体上拿下来的，但死者不一定就是自缢。”
“我觉得，”工友竭力想着说道，“这绳子是消防用的。”
“消防用的？”侦查员感兴趣地反问道，“可能……完全可能……死者的丈夫是消防队员。”
“常常会这样。”工友满有道理地指出，“您想惩治坏人，但却总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足。”
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他说话的语调也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他等他的回答，还想再说一次。
“我什么也不对你说，科尔涅托夫，”老人继续说道，“您也别指望我会告诉您什么，最好还是和涅斯捷洛夫好好谈谈，别吝惜时间。”
“您相信有用吗？”
“我相信。”
侦查员看到老人忧郁的脸色和看着空间的冷漠的目光，他明白了：某种原因妨碍老人坦率地谈出一切。应当让他走。但怎么能让这位满腔热诚又了解重要情况的老人走呢？
侦查员没有听从心里想的话，还是留住他，采取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办法，希望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您刚才说涅斯捷洛夫对我很有用。是不是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问题提出没有回答，他只好又重复了一次。
“对不起，我的耳朵有点聋。”老人又想到了自己耳聋，“什么事都会发生。他是说过，但没有说全，再说我也记不住。”
“也不一定说全。”侦查员真诚地请求老人，“我只想知道一点，哪怕你开个头也好，帕霍姆，我请求您！”
老人站起来打算走。主人请他坐，他也不理会。
“不，我不能。”老人答道，“您先找涅斯捷洛夫谈，然后有可能咱们再谈。”
侦查员试图用文学哲学上的插话的手法掩饰自己坚定的要求和他谈也没有奏效。
“人们常说，人的罪过好比一条蛇。”侦查员说道。“您对它越温暖越没有好结果。”
工友向门口走去，侦查员紧跟在后面。
“这么说，您劝我不要急于结案？”侦查员在门口问道。
“我走啦，对不起，耽误了您不少时间。”工友又借口自己耳聋了，“再见。”
“您还没有回答我。”侦查员有点生气地大声说道。
“再谈吧。”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了。
我们不必对帕霍姆苛求责备，他不能不这样行事。前一天他和妻子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妻子在刚刚分到的阳光充足的新房里躺着，温暖的阳光照在她虚弱的脸上，妻子严厉地数说他。
“你敢对我发誓吗，你一句话也没有刺伤季娜伊达吗？靠她的关怀我才能活着。如果因为你，她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可受不了。”
他对她作了保证，暗下决心要让侦查员不从他的口中，而是从涅斯捷洛夫口中了解真相。
侦查员勉强挨到了下班就去找季娜伊达。两个月前她就请他到过自己的家。他开始是想找她谈点事，但他俩在一起一直呆到深夜。两人下棋、吃东西、聊天，什么事也没有谈。后来的几次和第一次差不多。好客的女主人了解到客人喜欢干馏葡萄酒胜过甜食，不喜欢浓茶，也不爱吃饼干。她都想法使客人满意。只是有一点女主人不客气——每盘棋都是客人输。
季娜伊达的殷勤并没有使科尔涅托夫高兴。他原来爱的姑娘半年前和别人结婚了。他很痛苦，下决心再不受女人的诱惑。经过最初几次见面后，他决定告诉她，她的选择不会成功的。他作她的伴侣是不合适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到这时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她已产生了好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哪一次会面产生的也记不清了。现在也不想中断这种来往和相会了。
女助教允许他任何时候去找她。今天去找她事先也没有打招呼。相会的借口是打算和她谈谈与鲍里涅维奇案件有关的几个问题和一份化验结果。他不了解这份化验报告的意义。
他听到熟悉的“请进”声音后推门定进了挂满绸缎幔帐的阔气的房间。开始他生怕踩脏了地上铺的彩条地毯。每次总是他把其中的一条给弄皱了，接着又慌忙地弄平整。
季娜伊达正把手放在脑后，在格子布蒙面的沙发上躺着。她身穿大开领薄薄的睡衣，雪白丰满的脖子和直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在外面。
“坐吧，”她显得虚弱，请他坐下，“您不要想和我说话，我只能听您说。”
她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印象。科尔涅托夫感到有些可怜她。
“您怎么啦，病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肯定。
“没有请医生看看？”
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感冒啦？”
回答又是表示肯定的点头。
科尔涅托夫感到不自在，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他想马上走，再找时间和她谈案子，反正也不很重要。其实不和她谈也可以。
“您怎么不说话呀？”季娜伊达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来找女人，可又坐在那儿不说话，嘴里含着水吗？说点什么也好啊。你觉得和一个病人呆在一起没有意思，是吗？”
他连忙表白，他乐意和她在一起，他需要得到她的帮助，还想和她谈几个问题。
“那就请说吧，”她立刻活跃起来，“您说，我听着。您先等一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掩好睡衣开襟补充道，“我要换换衣服。请您背过身去，听我的命令。”
看到她情绪的变化，科尔涅托夫很高兴。他没有发觉这种变化快得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这不过是女人的撒娇吧。
季娜伊达换上了白色连衣裙，光亮的皮鞋。这一身装束使她更具有一种纯洁温柔的样子。她在沙发上坐好并用手势招呼他坐在身边，表示准备听他讲。科尔涅托夫欣赏着她，想说几句恭维的话，但缺乏勇气说。
“您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肺部肿胀的化验结果，”他开始说道，“并指出是一块癌组织。我不太懂，这与这个案子什么关系。”
这个人真糊涂！解剖时他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吗？她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教授、涅斯捷洛夫和帕霍姆都证明死者曾怀疑自己患了肺癌而自杀的吗？！
“您难道没有听见解剖尸体时我们的谈话吗？”她带着迷人的微笑问道。
原来当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她责怪他粗心大意，又把解剖台前的一段谈话内容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教授和工友的肯定。
“您说说现在想和我交换什么意见？”
科尔涅托夫抱怨自己不知怎样办这个案子。
“我不想结案是出于爱面子，”他承认道，“可拖下去又没有必要。帕霍姆曾找过我，肯定要和我谈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不谈。”
在听他说话时季娜伊达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一串珊瑚珠上。不时抬头看看对方，仍继续玩弄着珊瑚珠串。当他说完后，她把珊瑚珠放在一边，好象再也不需要了。她友善但又严厉地说道：
“科尔涅托夫，使您感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和您一起合作的法医。他的鉴定写得很马虎，解释部分也写得不好，整篇内容过于简短。关于涅斯捷洛夫在现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法医没有取尸体的指纹和证据对比。您说这是您侦查员的责任吗？我不反对，但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是应当提醒您的呀。”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这一番话没有污蔑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对任何人也没有怀疑。中心意思是要您侦查员自己明白，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个案子。
“好，就算我考虑不周，疏忽了一些环节，”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这个案子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小事。”
“不在于小事，您说得对。”她以让步对待对方的妥协，“但卢茨基是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委屈的呀。他俩是好朋友。”
科尔涅托夫皱起眉头自责地摇摇头，“我只是不能瞎编胡造。”他的动作表示，“女人是多么容易受骗啊。”
“我自己也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冤。”他苦恼地说道，“我们的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化验结果对他是有利的。指纹分析证明：手枪上的手印是女人的。您说这个手印是哪儿来的？”
科尔涅托夫观察力不强，否则很多迹象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应当发现季娜伊达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