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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不了，请原谅。您好些了吧。今天看来您气色很好。”她随便说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话，看了她一眼，充满着爱抚地说道：
“您没有说错，我好多了。但总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说道：“唉！该进养老院啦。”
这一变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别人。教授对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养生之道。
“生活是严酷的。”他对女助教抱怨道，“生活过早地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以欢乐和享受的代价换来我们遵守秩序和劳动。我们总是不情愿离开温暖的被窝，放弃诱人的玩乐，热闹的大街，为了事业牺牲了美酒、玩乐，甚至早饭、午饭。把娱乐放到了一边，去尽自己的责任，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到老年，人生的欢乐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懒地准备与任何困难妥协，与一切应当妥协的妥协……生活是严酷的，也是艰难的……鲍里涅维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两眼一闭，一切都完了。可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对啊。”
季娜伊达装出哀伤，难过地低下头，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上，对谈话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继续说道，“可是您看我的这块怀表，定是我的同龄者耍笑我，这块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说明我也该安息了。”
从他严肃表情来看很难理解，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开玩笑。
“您再买一块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个好心的阿姨让小朋友把旧玩具扔掉，再换一个新玩具时一样。
教授从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动地抚摸着她的手。
“教授，您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两个星期，您会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说己到时候了。谁还要这么一个一拿起书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决这类特殊病例的最好办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功诺夫象我这样的年纪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马车，后面十几个小伙子跟着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应当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要不请假休息？那教研室谁来接替我？谁去讲课、视察陈尸间、出席各种会议呢？”
他甩了甩头上的白发，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谈话使他疲劳，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个手势要女助教不要再说话，让病人休息一下。她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仍继续说道：
“您可以请一位副手。卢茨基还不错，不妨让他来干。”
教授睁开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还需再成熟一些。小鸽子，我看您来干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季娜伊达心里很明白，教授为什么叫她来。她早就期待着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鲍里涅维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属了。
“我劝您，教授，还是再考虑考虑。”她表现出想避开早就梦寐以求的位置，“安东·安东诺维奇不久前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对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吗？”
一个又一个的人选提到学院里，他都否决了。这一切都有人告诉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达，”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来，您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值得称赞的品德，我还是请求您让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谈话教研室都会知道的。工友是会对他们说的，让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说服他们。
“您为什么不选别人单选中我呢？”她从容地同意道，“我应当了解，不对吗？在您的考虑中有没有什么误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
“对我来说打暗牌己晚了。人们都很好，可总有缺陷。缺什么也说不出。现在不是考验的时候，急需可靠的人出来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把事情办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终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别人让她来工作，除了她没有别人。这越过了多少障碍，经过了多少争斗和痛苦的考验啊！一切困难和难堪都成了过去，她将成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学术会议的参加者。她的一票将决定人们的命运。
“怎么样，您想好了吗？”病人问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强的。眼神表示出拒绝的样子，而内心里仍在犹豫。教授又问了一次。
病痛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脸色苍白，鼻子也好象拉长了许多，眼睛暗淡了，颧骨突起。病人站了起来，蹒跚走向床前躺了下来。白发在枕头上形成了一个银光圈。教授以目光请女助教坐到床边。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给病人盖被，但女助教已抢先给病人盖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来女仆，指出房间哪里不整洁，立即帮女仆收拾起来。
“你看，这样就很好。”女助教俨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间说着。她还又一次把枕头拍拍松，把床单铺平。问病人：“您觉得好些吗？”
教授没有回答，脸上一阵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额，教授从被子下面伸手推开她，而她撒娇似地摔倒了。
“别难过，小鸽子，”病人低声说道，“一个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会培养出一百个，不是象我这样瘦弱的人，而个个都是大力士。”
教授两眼含泪，工友也抽泣起来。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激动的时刻。
“我决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刚才的犹豫，但话音是亲切而真诚的，“您说怎么办，就按您的意见办吧。”
“这就好。”教授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病痛过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从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到院里办一下任命手续。我听您的劝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应得非常及时，也免得让别人无意义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谁也不会去麻烦您的。今后凡有争议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让问题搁一搁再说，也许会有变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样，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谆谆教诲好象临终嘱咐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庄严。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给我的时候也曾这样教导过我。多少年过去了，而我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
老年人总是用往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同时也是短处。没有比实践检验过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对工友说道，“您看我要休息了，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别欺侮季娜伊达，她是一个天才。小鸽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