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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宿舍的枪声
作者:亚历山大·彼得洛夫斯基
第一节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严寒的早晨,莫斯科一幢大楼里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但是,枪声没有传到喧嚣的街上,而被这座坚实的大楼吞没了。这是一幢墙壁很厚的楼房。墙上涂着厚厚一层泥灰,地基打得很深,地板也相当结实。楼房的窗户很象城堡的炮口,还有橡木大门。大楼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莫斯科一位百万富翁出资建造的,后来交给一家慈善医院使用。
被枪声惊醒了的涅斯捷洛夫一下子跳下床,伸脚穿上拖鞋,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八点半。他推开放着一本尚未读完的书和吃剩下的晚饭的小桌子,披上睡衣,开门探出脑袋。走廊里一片寂静。他屏息静听,又向邻居的房门走了几步,当想到自己还穿着睡衣时,立即又转了回来。
恐惧心情缓和了一些,涅斯捷洛夫觉得这是幻觉,并没有人开枪,也可能是自己做梦。近来他常常作恶梦,醒来后好半天睡不着,一直到天亮才能忘记恶梦。恶梦使他心情烦躁,精神恍惚,有时感到非常苦恼,简直难以摆脱。这是在前线时严重脑震荡留下的病根,经常犯病,往往搞得自己很难自信。耳朵里哪来的枪声呢?他还很清晰地记着这一短促的声响。难道是做梦吗?在这条走廊裹住着他的朋友,法医教研室女助教季娜伊达和助教鲍里涅维奇。他们是应当听到这一枪声的,可谁也没有动静。难道还在睡觉?未必。再过半小时教研室就该开始工作了。他自己也该去上班。不管怎样,他还是应当去敲敲门,问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再道声“对不起”就行了。
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寂静无声。从鲍里涅维奇房间半开着的门看到地板上有一线光亮。涅斯捷洛夫伸手欲敲门,但想到,鲍里涅维奇肯定会讥笑他的幻觉,弄不好要到教研室去讲,他又垂下了手。他刚想要回去时,突然闻到一股火药味。涅斯捷洛夫打开门迅速看了看屋子,猛地浑身颤抖起来,他看到鲍里涅维奇躺在椅子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板上,右手拿着“那干”式手枪,脚边卧着他的爱犬——爱尔兰种小狗。
涅斯捷洛夫扑上去按按脉搏,摸不到;他俯身贴近胸部一听,吓呆了。他两眼盯着死去的朋友不忍离开。死神虽末改变朋友的模样,但已经打上死的印记。额头和双颊苍白无色,口微微张开,就象一句话尚未说完,两眼圆睁,但毫无光亮。这种目光要比他左太阳穴上的伤口更能说明他已死亡。
涅斯捷洛夫看到朋友尚未喝完的一杯茶、不久前还在冒烟的香烟和他亲手写的字。涅斯捷洛夫以观看宝贵遗物的心情看着这些东西。他若有所失地看着朋友生前周围的一切。他很想翻一翻格子封面的讲义夹,摸一模老式软椅的椅背,还有一个瓷器小摆设——吹笛子的小牧童。但他懂得,在侦查员到来之前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只好作罢。
他看到尸体感到惊恐,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对死亡的惨象已司空见惯了。作为法医鉴定,尸体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无论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外貌,还是死者的年龄,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注意解剖的部位,死亡的内在原因。弄清死亡的原因是他唯一的目的。死者的家属,侦查员,还有站在解剖手术台周围的大学生都等待着揭示死亡的原因。在涅斯捷洛夫看来,鲍里涅维奇还不是尸体,就象科洛科洛夫教授说的:“不是尸体,而是长眠者。”他不是别人,而是亲人;不是死人,而是永远活在心里、记在脑中的人。只有在刹那间失去自己的同学,事业上的同行、战友的人,才能理解涅斯捷洛夫这时的心情……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命运把两个医科大学生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抛到了战场。他俩都在鲍里涅维奇的朋友安德烈·克连诺夫指挥的、在顿河罗斯托夫作战的连队中。那时鲍里涅维奇三十一岁,涅斯捷洛夫三十岁。
在战斗最艰苦的一天,部队不得不撤下来以后传出一个消息,说鲍里涅维奇失踪了。这个消息在战士中不胫而走。人们上午还看见他手持冲锋枪在左翼战斗。难道他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长命令部队搜索。
鲍里涅维奇与部队相隔只有几百米,但没有找到他。撤退时他耽搁了,只剩下两盘子弹,在一个房顶已被掀塌的茅舍里与敌人周旋。当敌人出出入入时很难在干草堆中藏身。敌人把伤员抬进茅舍,运出弹虱干草堆旁边就是敌人架设的电话和通讯兵。
当德国人离开茅舍后,鲍里涅维奇爬上阁楼,从窗户向外朝敌人开枪,把炮火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一枪一枪地点射,给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当两盘子弹打完后,鲍里涅维奇才开始往回跑。他从茅舍中看到有一批敌人埋伏在山谷里,另一批敌人在迅速后撤。看来敌人撤退是要诱使克连诺夫的部队上当,以便歼灭。他想到应当及时报告自己的部队,以防误入埋伏。
分头找的里涅维奇没有结果,涅斯捷洛夫得到连长的允许,深入敌人阵地,希望找到战友,救他归队。涅斯捷洛夫在离茅舍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手持冲锋枪的战友。他的子弹也打完了,于是,他俩一起往自己的阵地爬去。不巧一颗流弹打中了涅斯捷洛夫。负了伤的涅斯捷洛夫坚持不让战友管他,他只说:“快回去告诉连长,这里危险……别管我。”他还对鲍里涅维奇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你要是救我,同志们就会遭殃。”鲍里涅维奇没有同意,给他包扎好后背起他,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现在救他的朋友已死,而涅斯捷洛夫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使他免于死亡了。
涅斯捷洛夫想去打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报告值班侦察员,忽然想起邻居季娜伊达,她应当听到枪声,她就住在鲍里涅维奇隔壁,只隔着一堵薄薄的隔墙。他去敲她的门,开始轻轻地敲,接着又使劲敲,又拉动门把,门锁着,没有动静。涅斯捷洛夫俯耳在钥匙孔里听了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来她房间里没有人。他又去打电话,这时突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涅斯捷洛夫的心抨抨地跳着,冰凉的手握着电话筒呆住了。耳朵里听到电话里的响声,心跳得更厉害了,也没有听清楚走廊里的脚步声和楼下弹簧门的声音。
话筒里一直在喊:“喂,喂!”涅斯捷洛夫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给值班侦查员打电话,喘着气说道:
“我是涅斯捷洛夫。这里发生了一起自杀……赶快来人。”
他自信告诉了死者的地址和姓名后,才离开电话机。他忽然又想到赶快追上季娜伊达,不然她上了电车就追不上了。他肯定自己听出走廊里是她那皮鞋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敲她的门时她没有开门,她是为了不碰到他而偷偷溜走的。刚才出去的是她,一定是她……
涅斯捷洛夫没有戴帽子就往外跑。他知道她到电车站的路线。他跑下楼梯沿大街跑去。他不顾行人和他们对他的责骂,甚至民警吹哨要罚款也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离电车站不远了,能追上的。
在电车站上他没有看见季娜伊达。他无意识地看看几个门洞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家后沮丧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自我怀疑又一次油然而生。是不是神经又在作弄他呢?根可能开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都是他因高度紧张臆想的产物。他又想起了夜间的恶梦、头痛。他忽然想起,如果季娜伊达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就走了的话,那她早已到教研室了。从这里到学院坐车只需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差一刻九点。从鲍里涅维奇死到现在已过了十五分钟。他给教研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季娜伊达。涅斯捷洛夫轻轻地挂上电话,立即感到后悔,他可能听错了。马上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她。
一般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和需求促成的。但难解释涅斯捷洛夫处在悲痛时刻却去干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把散乱的书籍摆好等事情……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仔细地盖好床罩,把散乱的完好的纸分开放到桌子上和书架上呢?他感到震动和痛苦,他弄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为什么又跑进鲍里涅维奇的房间?为什么侦察员还没有来他就画起房间平面图来?他详细画出尸体的位置,画出一切与他,涅斯捷洛夫无关的东西,而且在图上写出详细的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又为什么要把狗牵离主人的尸体呢?
他在这里和在实验室里干得一样自信、轻松,和他日常工作一样具有求实的钻劲。涅斯捷洛夫画完图后,拿来照相机对手枪拍了照。他正调整镜头准备拍摄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时,门外传来了电话铃声。话筒里响起法医卢茨基的声音。他不高兴地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自杀?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刺耳的连续不断的门铃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工作。来人是侦查员、法医,还有两位见证人。
侦查员和法医对鲍里涅维奇都很熟悉。他们对躺在地上的尸体看了半天,难过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卢茨基首先恢复了常态。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他的近视眼眨了眨,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是啊……”
涅斯捷洛夫与卢茨基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多年。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