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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
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
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
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
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
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
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
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
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2 月20 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
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
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
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
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
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
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
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
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
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
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钩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
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
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
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
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
“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
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
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
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
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才使一
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求同存异广结盟友——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利益出发，
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
盟。在阶级社会中，古今中外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力图建立统一战线，以
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
或者用别的什么说法。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统一战线是实现和扩大革命的
同盟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
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有它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
足共同的，所以是谓“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
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
不然，它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破裂。
“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大”和“小”，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说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关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就勾画出来了。1923 年7 月，
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
奴隶军阀鹰大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
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
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
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现在，“无产阶级
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
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
共合作的“同”和“异”。
1926 年底，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
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
“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
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1938 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实行
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
来明确地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
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
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不仅坚持了国共合作中政治上的
“求同存异”，而且强调了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把蒋介石的
“溶共”图谋打了回去。如果说前面这些论述只是有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那么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是在40 年代初。在粉碎蒋介
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人，周恩来强调指出：“于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
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求同存异”的第一次表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
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
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他还进一步闸明：
“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
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
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
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
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处理二者之间的
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
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
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
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基本点至少应包括：
无产阶级为了孤立、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就应该尽可能多的寻找同盟者，
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求得“大同”，在必要时，还须作出不损害人
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按照“求同存异”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统一战
线中，必须尊重、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统一战线中有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在
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同”和“异”是有区别的。因此，在统一战线
中有不同程度的同盟军，即既有战略同盟军，又有策略同盟军，既有直接同
盟军，又有间接同盟军。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领导权
而牺牲自己原则之“异”、同化于人家，或者脱离实际地要求人家自己都一
样，这都是取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同”和“异”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
转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掌握变化、转化的“度”，对于统一战线中的
朋友，哪怕是不太可靠的朋友，在政治上出现损害、破坏统一战线团结的问
题时，只要还不是已根本转到敌对方面，仍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
利有节的斗争，尽可能维系团结与合作。至于已变为放，则坚决决裂；随着
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也在不断发展。
周恩来不仅运用“求同存异”发展，壮大了国内统一战线，赢得了中国
革命的胜利，而且建国后，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
又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
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现实
途径，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
大大提高。
1954 年8 月，周恩来在阐明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时就提
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存异”。1955 年第一次既明确而又准确地表
述了“求同存异”这一方针在“生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