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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
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
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
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
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肉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
与程思远约定于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11 月份再次返
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按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
“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
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
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
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
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
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
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
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
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
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
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
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
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
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
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
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
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
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
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
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
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
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
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
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
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
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
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
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
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
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
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
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
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
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
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
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
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
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
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
内。但18 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
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
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 月7
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
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9 月14 日发
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
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
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
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
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
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
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
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
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
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9 月15 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
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
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
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
伙人看清，当11 月9 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
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12 月4
日和6 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牛产”
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
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
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众帅出席稳定军心——精心安排1967 年“八一”招待会出席人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
中。1967 年1 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
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
化大革命”的行动。1 月28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