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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 年2 月间
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 月19 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
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 月28 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
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
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
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
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
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
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
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
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
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
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
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
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
受我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
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
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
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1942 年2
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
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
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
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
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
意的情况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
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
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
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
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
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
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
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
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
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
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
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
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
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
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 日，当
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
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7 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
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
于敌后”。
11 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
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
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
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
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
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
的。”
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
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
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
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
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7 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
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
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
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
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
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
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
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
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
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
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
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
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
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
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
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
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
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
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
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
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 月2 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
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
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
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旅的反
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
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
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2 月6
日和21 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
玉详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
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
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
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
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
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
外庐和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