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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设计。1964 年2 月20 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从东江之滨，石
马河畔，直到大坝上下、边界线上，千军万马，摆开了战场。陶铸等领导人
亲临工地视察，极大地鼓舞了水利职工的斗志。经过一年施工，完成了上石
方200 多万立方米、混凝上及钢筋混凝上10 万立方米、安装大型抽水机设备
33 台套、各种闸门和启闭机设备100 多台套、架设高压输电线路140 公里，
并兴建了2 座大型变电站。1965 年春，石马河供水工程胜利竣工。该工程自
1965 年投入运用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
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1973 年与1981 年，
对石马河供水工程进行了两次扩建。现在除对深圳特区供水之外，对港年供
水能力可达6。2 亿立方米。石马河供水工程是一条温馨的纽带，传送着祖国，
其中也饱含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智慧和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1956 年4 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
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
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
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
“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
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
香港在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
港。1957 年4 月28 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6 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
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
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上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
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
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
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80 年代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
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
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
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
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
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
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
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
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
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
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 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
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
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匣对盗骗国
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
“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
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
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
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
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
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
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 年7 月才稍有松动，长
达20 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
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们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
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
为积极的作用。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
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
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
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
策，给我国发展内外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首先，努力寻
求苏联的帮助，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2 月，1952 年8 月至9 月，他两次出
访苏联，不仅商谈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
术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156
项重点工程作了精心的筹划。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 项重点工程的先进技
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次，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
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 年9 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
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再次，
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 年6 月签订
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5
年5 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1954 年日内瓦
会议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给美国
的封锁禁运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他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把香
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60 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
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两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
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
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1966 年同两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 余项，合同金
额约3 忆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予和精密机械等技
术和设备。
周恩来还通过各种场合进行说理斗争，1955 年10 月25 日，他对比利时
来宾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禁运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贸易前途
是很大的。”1956 年5 月21 日，他接见日本南乡三郎等来宾，认为日本政
府允许在华展出禁运品是一个进步。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受到禁运的限制，
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限制下去，总不能永远限制中日的经济交流”。1958 年7
月25 日，他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
但现在有禁运货单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国不再需
要的东西就从禁运单上取消，中国需要的仍在禁运单上，这样中国永远就得
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阻挠别国同中国贸易”。
美国政府从外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如果我们自己也搞闭关自守，那
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同闭关自守的极左思潮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曾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
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要冲击广交
会。1967 年4 月14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要确保广交会顺利
开幕，并亲自飞抵广州向造反派作说服工作。
1970 年6 月21 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代表团有关省、
市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时，针对他们对国际经济信息知之调甚少的情况，严
肃指出：“我们国家成立20 多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成了闭关主义那还
得了呀！”
1971 年6 月18R，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手工艺有最好的传
统。过去有极左思潮，说这个东西是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不出口。怪
事了，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把钱拿来，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有什么不
好？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激烈地抨击了闭自守的思想，
分析了它的危害，表明了迅速改变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落后状态的迫切心情。
针对台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