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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认为，进攻南丰是以己
之所短，攻敌之所长，因而一再电请更改作战方针。1 月27 日，周恩来致电
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
剿’军还未组织完全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
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1 月30 日，周恩
来在致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电报进一步指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
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全
力，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
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
主张立即过河攻城。”他说：“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
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宜入坚城之背后，
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但中央局无视战场实际情况，强令红一方面军执行其任务，并称：“此
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不得已，
周恩来只能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声明：“上
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
区，攻宜黄、乐安调功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
2 月12 日，红军开始围攻南丰城，彻夜激战，未能得手。陈诚闻讯后，
立即命令南丰据城坚守，以中路军三个纵队提前向指定地区集结，企图围歼
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在此险恶局势之下，周恩来等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原有军事部署。2 月
13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
现部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预期遭
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他们以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
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
至南丰两南的东韶等地，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敌军被红军佯动部队吸引，以第2、3 两纵队跟踪追击，以第1 纵队两个
师堵截红军归路，袭击红军后方。鉴于敌第1 纵队两个师态势孤立，侧翼暴
露，周恩来等即令主力在其所必经，且又山高林密的黄陂一带设伏。红军又
故丢“密信”，其中说：我军主力正围攻南丰，惟白军若向黄陂前进，对我
有极大危险。故应由地方武装竭力抵抗，滞敌行动。敌军信以为真，冒雨推
进，终于落入主力红军伏击圈中。27 日，红军发起攻击，激战两日，全歼该
敌，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又秘密撤离战场，使敌在半个多月内失去进攻目
标。
陈诚在遭红军痛击后，命主力掉头西援，周恩来等又命红军一部向广昌
开进，以调动敌人。陈诚为避免再被各个击破，变“分进合击”为“一路”
进剿，中间突破。他把第1、2 纵队近10 万人编为前后两个梯队，交替掩护，
向广昌方向搜索前进。周恩来等命佯动红军在广昌方向积极引诱敌前梯队加
速前进，使之与后梯队拉开距离；而以主力秘密向草台冈一带地区集结。3
月20 日，敌前后梯队已相距百里，周恩来等下达作战命令，“采取迅雷手段，
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敌第11
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
佼佼者。但红军主力几倍于敌，且草台冈一带为盆形谷地，山峦起伏，敌空
中难以支援，重武器威力难以发挥。21 日拂晓，红军突然发起猛攻，至午后
1 时，将敌第11 师基本歼灭。敌其余各部闻风丧胆，竞相后撤，第四次“围
剿”终被粉碎。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等成功地运用了以石投卵，避实击
虚的谋略，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变
换战法，避敌锋芒，寻敌弱点，以佯攻迷惑、调动敌人，造成敌人失误；而
将大兵团秘密集结于有利地区，出其不意歼敌一部，使敌既无招架之功，更
无还手之力。毛泽东曾经评价说：“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
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左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
胜利。”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为
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因失败而被撤职留任的陈诚也痛苦地说“诚虽不敏，
独生为羞。”国民党的战史在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红
军善用机动原则，避实击虚，以大吃小等战法增强其作战能力，造成局部胜
利，使国军此次围剿，仍蹈第一、二、三次围则之覆辙。
以静制动瓮中捉鳖——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1935 年11 月的直罗镇战役，他说：“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
‘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这次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直接指挥的，周恩来曾亲上前线，
对取得战役的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相会合。中央决定，
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红十
五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全军共1 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军正向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的会合，使
他们感到十分恐慌。敌“西北剿总”决定，以5 个师的兵力，构成沿葫芦河
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然后实行南进北堵，以消灭红军。10
月底，西线国民党东北军第57 军4 个帅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东面敌第
67 军1 个师已到达鹿县。而直罗镇就在两者之间的葫芦河畔。
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河东进的敌一两个师，尔
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围剿”。红军以一部在直罗镇以
东实施攻击行动，以吸引敌军东进，主力待机歼敌。
果然，敌57 军3 个师自太白镇东出，其军部及第106、111 师到达张家
湾地区时，而先头部队第109 师，已由师长牛元峰率领，在6 架飞机掩护下，
已经进抵直罗镇。
直罗镇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人口不到百户。红一方
面军以10 个团以上的兵力，于1 月20 日夜将敌109 师3 个团包围，并于次
日拂晓发起攻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仓卒应战。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
了该镇，牛元峰率1 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一个小寨里顽抗。
这时，直罗镇西面敌第57 军2 个师，东面第67 军1 个师已迫近直罗镇。
而牛元峰固守的土寨地势复杂，宜守难攻。周恩来到达前线，观察了战场情
况，然后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
粮，又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
红军以一部围困直罗镇土寨之敌，一部阻击东面援敌，而以主力迎击西
面援敌。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106、111 师支持不住，遂置109 师残部于
不顾，掉头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1 个团。东面援敌见势
不妙，也退回鹿县。这时大雪纷飞，被围3 天的牛元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完全绝望，于23 日午夜突围逃跑。红军猛追20 余里，终于全歼该敌，牛元
峰被击毙。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1 个师又1 个团，俘敌3400 余人，缴枪3500 余支，
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地区的第三次“围剿”，使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比
较稳定的局面。
《三十六计》称，兵书论势，其旨在“以简驭繁，以不变应变，以不动
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俗语曰：“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
捉鸡”，当将敌人围困，而又能断绝敌军增援之望时，实行以逸待劳，静观
其变，有较大可能歼敌于运动之中，以少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胜利。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西安事变前后建立“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
也。”辅者，古车两边之横木也，无辅即不成其车，犹唇亡则齿寒是也。在
军事斗争中，树立整体观念，正确处理本军与友军相互辅助、相互依托的关
系，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1936 年12 月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为
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并
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断然采取的行动。同时，他们之所
以敢于这样做，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第十七
路军已经与红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合战线。1936 年4 月周恩来在
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直接会晤，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刘鼎、叶剑英为正
式代表驻东北军，负责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在与杨虎城部沟通联系后，红
军也在该部派驻了正式代表。1936 年5、6 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举
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红军代表帮助工作，巩固了三方
的团结。10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40 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
领，提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