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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实在怪不得崇祯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潼关失守后，崇祯帝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后他虽想再去陕西，但陕西已没有他的地方了。崇祯帝再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剿，宣大总督、山西巡抚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敢去剿？便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此时的崇祯帝已无多少自信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当李自成正在西安兴高采烈登基时，北京城里却是阴风呼啸，起瓦震屋，飞沙走石。凤阳地震的消息也于此时传进宫来。据说当时占了两卦。一卦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此日早朝，钟鸣之后却不见人影。过了很久才见文武大臣赶来，个个萎萎缩缩。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阁臣喝茶。阁臣们乘机向崇祯帝提出用内帑充饷。不料崇祯帝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泪下。君臣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
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议崇祯帝亲征，实际是暗示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乱说”。李明睿要崇祯帝赶紧决断，而崇祯帝却说不行，并要李保密。
崇祯帝还下令撤掉余应桂，其陕西总督一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陕西。
不过有件事却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番。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财百万。他见崇祯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财集兵抗敌。崇祯帝喜出望外，于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庙，并亲至正阳门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
可是当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听说山西局势危急后，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逃亡千余人。而至顺德府广宗县时，他因县中豪绅闭城不纳，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当他得知农民军已占领其家乡后，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时的太原已是危急万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当时城中长官是革职巡抚蒋懋德。他率部勉强支撑了两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打开新南门投降，太原被克。晋王被俘，蒋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等多人被杀。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进发，直逼北京。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诏书》，大骂朝廷，并要崇祯帝度德审己，看清形势，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宁武遇到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虽最终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说李自成当时已萌生退意，想班师返回关中。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也说明宁武之战的惨烈。
李自成东渡黄河后，真正的硬仗只有宁武之战。宁武之战后，李自成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直捣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杀。
接着，阳和（今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达宣府（今宣化），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居然被李自成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已抵达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第八章 大崩溃凄凉紫禁城
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般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5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5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