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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崇祯帝，一气之下，下令枷死了张汉儒，罢免了温体仁。圣旨传出，据说北京城中欢声雷动。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县的温体仁，气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温体仁之后，朝廷党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文官内部的斗争，到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帝国的这些大臣们又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朝政、应对时局呢？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无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这里仅以内阁为例。
内阁是当时最高决策机构，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决策，再由皇帝定夺认可后即付诸实行。按理说，进入内阁的大臣应该个个是精明能干之人，才不枉担此重任。然而，纵观崇祯朝阁臣，真正具有干练之才的并不多见。
阁臣的选拔，虽需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祯帝选拔阁臣，一度曾以抓阄之法来决定人选，把这种大事视作儿戏。后虽弃之不用，但崇祯帝的个人倾向仍是决定性的。现在看起来，被崇祯帝看中而选入内阁的，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才实学之人。
如在崇祯帝即位之初，通过抓阄被选入阁的阁臣周道登，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祯帝御经筵，问他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说：
“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对这种迂腐之言，崇祯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着又问：
“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令崇祯帝哭笑不得，就连边上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再如稍后的另一位阁臣郑以伟，据说是过目不忘，学问很好，但就是不会票拟。对此，他自己也很着急，曾自叹道：
“我记诵万卷，却窘于数行（指票拟），竟要被后进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况”两字，误以为是人名，竟在票拟中随手写道：
“何况着按、抚提问。”
直到崇祯帝改正发回后，他才恍然醒悟。
这种成为一时笑谈的书呆子行为，当然只是少数。但当时阁臣之选，多重翰林、进士，却也是实情。这些人虽有文学之才，但不谙政务，不熟吏事，很难有经世作为，更枉谈因时应变以济时艰了。这确实是当时阁臣普遍存在的问题。
像周延儒，状元出身，出道很早，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才子。他在入阁前入阁后也都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时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讨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再如在阁长达8年而且做了4年首辅的温体仁，更是个无能之辈，而恰恰是这种庸才，却能长居高位。
第六章 罪己诏颓靡的士风（2）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3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担骸 �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1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2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