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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下台前，文官之间的矛盾已开始尖锐。申时行下台后，更是愈演愈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锡爵被重新任命为首辅。当时万历帝计划同时册封常洛、常洵两子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还是不想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做法引起大哗，许多文官纷纷反对，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备受攻击。最后，尽管万历帝暂时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年的京察中，当时已掌握相当权力的顾宪成（吏部员外郎），与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操纵吏部，把那些与内阁成员关系密切的官员尽量罢免。顾宪成等人的做法，实际是对阁臣不满的体现，弄得刚刚回朝的首辅王锡爵很是下不了台。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党争，结果是王锡爵罢职，而顾宪成之流也被撤职，朝廷从此不得安宁，再也没有申时行时代的那种局面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双方签定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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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安定与否，历来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乱相，由此而渐见端倪。
财政匮乏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张居正死时，曾给朝廷留下一笔不小的国库积累，国家财政尚能应付。但至万历亲政后，朝廷开支日增，而收入却不见增。像宁夏用兵，耗费180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780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近200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用掉了900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270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万历四十年已达60余万），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米和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万历帝似乎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他依旧出手不凡，照用不误。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国库）取用白银2400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户部自然难以满足。万历帝见此，竟尽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积银，颇有点不刮尽天下财物决不罢休的架势。此前，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至此，他竟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更令人不解的是，万历帝把这些钱财敛于内廷，不肯与朝廷分享丝毫。对朝廷的财政危机，他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很难与他们每年几十两或至多几百两的俸禄联系起来。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甚至在今天）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既然皇帝、大臣们的日子是如此好过，那么，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万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钱同时拼命捞钱之外，他似乎对朝政越来越没有兴趣，借口当然还是“圣体违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体恤，不知深浅，竟然还喋喋不休，说些皇帝绝不想再听的事情。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给事中赵德完就给万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什么郑贵妃阴谋在多病的皇后驾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等等。万历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自然不免龙颜大怒，命下诏狱，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概是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100大棍，万历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常洛最终被立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还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阳）、瑞王常浩（封地汉中）、慧王常润（封地汉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册封这样的盛典，而且还要成婚，万历帝自然不会过分精打细算，他早就提前向户部提出了2400万两白银的预算作为开支。可惜户部拿不出这笔款项，所以最后还算节俭，只用了1000多万。为这事皇帝还对户部有点意见，并派宦官到各地查账，看看是否真的是没钱。大概是万历帝对户部官员的敛财能力不太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税监、矿使分赴各地，开辟财源，弄得十分不成体统。
或许是万历帝看透了朝廷这帮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多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点产业，免得在他死后受苦。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后祸及子孙。那位受他百般宠爱的福王常洵，后来在洛阳成为李自成的刀下鬼时，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关系。
伤透了心的万历帝，在此以后更是心灰意懒，不理朝政。就连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懒得过问。而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又非要皇帝钦命不可，否则，也只能空缺。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等就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31位，竟缺了24个。如果去掉那些在职不谋事的，几乎就是无人理政。对此，万历帝仍是不闻不问。到最后几年，像内阁这样最重要的机构，竟也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朝廷，怎么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朝廷官员之间的派性斗争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张居正统治期间，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青年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张居正以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顾宪成之流及其后继者，后来被魏忠贤扣上了“东林党”这一大名。
起初，东林党人大多尚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这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旗帜，加上东林党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开始时犹如一阵新风，给人带来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且，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有双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实现了相对的利益，才能谈得上道德。除了极少数圣人，绝对的道德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道德还会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人借道德之名，谋自身利益，并以道德去约束别人，放纵自己。至于他们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开始的东林党人，就是一些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当他们的组织一旦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时，其性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就是党争行为，其动机也未必像他们自己当初所标榜的那样堂皇，更多时候党派利益要显得重要得多。他们在野时，对当权者样样看不顺眼，动辄口诛笔伐；而当他们得势时，也同样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治国手段来。更严重的是，东林党到后来虽声势浩大，实则鱼目混珠，不仅招忌，而且也为其对手提供了不少口实。后来的血光之灾，其实已于此时埋下了因果。
东林的主要对手是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两派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要针锋相对，并互相倾轧。浙党沈一贯任首辅时，东林虽居下风，但顾宪成等人仍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响朝廷，甚至出位论政。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借京察之名，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掌握了主动。但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浙党又进入反攻状态。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时，方从哲已居首辅，浙党势力进一步加强，东林党人被纷纷罢免。虽然不久后东林党人又在天启初期占了绝对优势，可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辽东守战（1）
尽管逼死崇祯帝的是李自成，但最终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满族人，即女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