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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斯立即上书，说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细心的崇祯帝则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发现在兵部呈进内阁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鸿训的批语：“批西司房。”这说明刘鸿训是看过这份文件的，并明确批示把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祯帝立即下令内阁说：
“事情已十分明白。内阁立即拿出处理的意见来！”
内阁这下子慌了，全体大学士马上合奏申辩，但崇祯帝此时已听不进了。他立即下令，大学士刘鸿训撤职削籍，谪戍代州，最后死在戍所。兵部尚书王在晋削籍，惠安伯张庆臻因是世袭之臣，被停禄3年，以示处罚。
此案多少有点糊涂账的味道。刘鸿训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被处罚到这种地步。崇祯帝的这种做事风格，也令人不敢恭维。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结党营私，所以只要稍有迹象，便立即痛下杀手。这种做法，正好被刘鸿训、王在晋的对手所利用。
当时崇祯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为像自己这样英明的君主，即位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转乾坤，实现中兴。可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坏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辽东发生兵变，浙江发生海啸，陕西的饥民闹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师又发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发生过地震。即位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这莫非是什么不祥之兆？因此，崇祯帝就更加谨慎从事，尤其对于吏治，更是盯得紧，不想让朝廷再出现以往那种结党营私的局面。
不过，当时朝廷的形势，加上崇祯帝自己的为政作风，党争的局面在所难免。到十一月，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崇祯帝下令廷推阁臣。廷臣推举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王永光等12人，钱谦益名列第二。钱谦益是常熟人，人称“东林浪子”，当时很有些声望，一般都认为他入阁应没有问题。没想到未能入围、心中不满的吏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猜测到崇祯帝对这一廷推结果有怀疑，便谋划攻击这些人中最具东林色彩的钱谦益，阻止他入阁。
温体仁突然上疏，揭发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主持浙江乡试时，曾关节受贿，人品不佳，不应入阁。这一疏，真可以说是毁了钱谦益的前程。
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冤枉了钱谦益。当时他主持的浙江乡试，确曾发生过舞弊行为，舞弊者已被惩处，主持乡试的钱谦益虽不知情，但因失察之过，也被夺俸两年。本来此事已过了7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谋深算的温体仁此时突然重提此事，就是为了迎合崇祯帝肃清吏治、严惩贪官的想法，击中了要害。
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阁部科道大员进文华殿，并令当事人温体仁、钱谦益到场对质。
钱谦益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到了皇帝面前，他虽想竭力与温体仁争辩，说清问题，但似乎言辞颇曲，底气也不足。而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此时却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
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崇祯帝连连称是。崇祯帝环视群臣，要他们表态。大部分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帮他说话，只有周延儒帮着温体仁。他说：
“田千秋（指科场案中那位作弊的举子）关节是真！”
大学士钱龙锡等人则说：
“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崇祯帝立即插话道：
“关节既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给事中争辩最力。他指责温体仁说：
“温体仁你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发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发，怎么要等到今天！”
温体仁马上反驳道：
“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发，而现在揭发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
“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此时崇祯帝已经不耐烦了，大发脾气，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帝认为，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1622）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至于上述的本质区别，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对皇帝这样的逻辑，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既然认罪，崇祯帝更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崇祯帝至此连喊侥幸，庆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断，没让钱谦益这样的人进了内阁。他大发感慨道：
“要不是温体仁，朕几乎就要犯下大错！”
他越想越气，因为对钱谦益这种人，竟还有这么多人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狱，并严厉谴责了那班不识大体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
“会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公正，实际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乱讲话，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况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论，不必再费口舌。”
周延儒的话，犹如火上浇油。崇祯帝在当天就决定罢掉钱谦益的官，回籍听勘，最后的处罚是坐杖论赎。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军，才遇大赦，没想到又进班房再审，最后丢了性命。为钱谦益辩护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坐了与钱氏结党之罪，被分别处罚。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略施小计，就让崇祯帝上了当，从而把当时正得意的东林党人打得大败。
崇祯帝的本性，此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尽管他登基以来，为政勤奋、辛苦，很有责任心，但他的许多致命弱点也越来越明显：他性格多疑、武断，甚至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不熟谙帝王的驾驭之术，除了罢官杀人之外，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时的他还只是听信温体仁罢免了钱谦益，上了一次小当。一年多后，他竟上了满洲人的大当，把自己最得力的辽东主将亲手杀掉。
既然这次廷推没有结果，崇祯帝便任命刚刚还朝的韩鑛出任了内阁首辅。
韩鑛属于东林派的官员，但处事温和老成。在天启年间，他曾出任过首辅，后因与魏忠贤集团不和，便辞职引退。崇祯元年（1628）五月，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韩鑛。此时韩鑛才到京复职，便被任命为首辅。
韩鑛到京时，正逢大学士刘鸿训被重谴，韩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祯帝没有给他面子。当时有御史，如毛九华、任赞化因不满温体仁攻讦钱谦益的做法，上疏攻击温体仁。崇祯便再召内阁及九卿诸大员质询。温体仁竭力攻击毛九华、任赞化是钱谦益的私党，崇祯帝同意这种看法。崇祯帝秉烛召韩鑛至内殿，严加训导说：
“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当重绳以法！”
韩鑛在退朝后立即上了一疏，劝诫崇祯皇帝。他说：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党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随便以私党之类的名目来怀疑大臣。贬黜奖拔，应根据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废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横分，则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韩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动辄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听偏信，主观臆断，随便贬黜升迁官员，而应该根据正常的考核原则和手段来定夺。否则，不仅不能消除大臣植党营私的恶习，反而会引起文官的分裂，于朝政不利。
韩鑛一向以老成持重而闻名。他对朝廷政治体制及其本质的理解和领悟，自然要比年轻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强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济，方能有希望渡过朝廷面临的重重难关。如果再这样吵闹下去，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只会于事无补，雪上加霜，使艰难的步履在沼泽中越陷越深。后来的局面，证明韩鑛的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大清洗（1）
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纳蕉诽岢隼贸珈醵辏�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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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