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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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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华北有两个被蒋介石利用的地方军阀,一个是东北军,另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现在已在东北军里有了于毅夫,正应在山西军里寻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里也找到可用之人,则华北工作的组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柳忆遥的消息使方文十分兴奋,连忙追问详情。原来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很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点工作,在他毕业回山西之前,主动找到老同学柳忆遥,说如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一定尽力而为。赵戴文是阎锡山的老师,他的儿子如能为革命工作,就等于在阎锡山身边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这样的人,正是组织寻求的理想对象。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并接受柳忆遥的建议,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正式和赵宗复谈了一次话。赵宗复返回山西后,将阎锡山与日本秘密勾结,对蒋介石貌合神离,待机而动的情况,及时报告给组织,为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材料。
  就这样,情报组织中的中国情报战士,从南京到香港,从上海到北平、太原,编织了一个卓有成就的情报网,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为此,莫斯科总部不止一次地来电表扬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系统,称赞他们“快捷、准确”地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及其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绝密信息。
第5节 在另一条战线上
  这是远东一条斗争战线,它像世界上许多无形的街垒一样,是一场暗中的较量。
  ——理查德·佐尔格
  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佐尔格不仅指挥着手下的情报人员出生入死,而且自己往往也战斗在最前沿。
  为了搜集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不义战争的军事资料,佐尔格常常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和“扶轮俱乐部”里一连呆上几个晚上,诱使他的交谈伙伴——那些军官朋友酒后吐真言,而他在这种时候却始终得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德国搜集到许多关于这些军事顾问的背景情况,使他在与他们周旋应付中始终占据主动。
  1931年底,佐尔格从南京顾问团上校专家勒贝尔博士处获悉,在柏林的埃贝尔贝克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合同,即将出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佐尔格立即设法会见了这位“一战”中的老战友。在他们的交谈中,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军队将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设计一种新型的山炮。这种大炮是在弹道学家赫尔曼·克兰茨教授,以及柏林军事工程学院的威廉·施维宁教授指导下,由工程师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后,加以改进生产的。生产这种武器是德国康采恩秘密军备计划中的一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生产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所以国防军通过他们的技术顾问,与瑞典波福尔斯工厂合作,准备在中国试验一下他们生产的武器性能。波福尔斯工厂计划在1932年用首批生产的48门山炮装备南京军队的两个炮团。运送时,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重达百公斤以上,用八匹骡子通过没有公路的地区运往阵地。而佐尔格的另一位战友戈特弗里德·吉尔贝特上尉负责培训中国炮手。训练学校就设在距南京蒋介石官邸以南,约18公里远的汤山,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射击场。
  这些情况引起了佐尔格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国助手通过关系秘密复制了该校的建筑草图、设计图和测绘资料,并迅速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敌人的最新装备情况,使其及时做好战斗准备。
  通过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交换渠道,这个情况很快转到了江西红军总部。后来,当国民党军队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骡子运输队运送这些新式山炮时,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红军爆破小组和赤卫队的袭击。一路上,打打停停,使运输队损失过半。等把剩下的十几门山炮拼装好,秘密架设在赣南红军指挥部附近时,红军主力部队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击的范围。
  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大炮计划”失败了,德国兵工专家期待的那种“炮轰效果”也无法核实,最后不得不暂时中断对国民党炮兵团的补给和培训。
  此外,佐尔格情报系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观察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装备,以便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估计。由于大部分进口武器都是经港口运进内地,并在上海的大银行里结算费用,所以这项调查工作相对容易。中国军备生产如同后勤仓库一样,也高度集中。南京的兵工厂也叫军火库,是供应陆军和空军现代武器的最大补给中心。佐尔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张南京军火库的方位蓝图,并拍摄下来送到了莫斯科。
  当时,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约65000人,然而,这些部队却只有不到四万支枪。换句话说,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部队有枪枝。
  在同国民党匪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用长矛、大刀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武器成了红军部队的头等大事。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之际,中央特科转来了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盗运大批武器。
  上海的码头,成了外国向中国输送武器的集散地、中转站。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至少有上万支枪械从此运走。
  佐尔格派出了精悍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因为他发现国民党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到处蔓延着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之风。一切都为了钱,用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国民党军官们为能够住进最昂贵的外国饭店,去旅行者的夜间酒吧和欧洲人开的妓院里鬼混,经常偷偷地出售武器,换取美元。德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军械员更是不愿放过赚钱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从德国开来一艘几千吨级的货船,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估计有七八千支,子弹不计其数。负责此项接收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一名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
  陈少堂是个极其贪婪的人,对金钱的欲求甚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而霍恩哈特虽然规矩一些,但迫于家境也常干些铤而走险的买卖。
  佐尔格早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的底细,于是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
  康斯坦丁·米申,俄国人,曾在俄军通讯连服役。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获,送到东北关押。后来,他获释来到哈尔滨,在此认识了马克斯·克劳森。从此,他改变信仰,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中。由于在中国多年,米申精通汉语,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
  米申西服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
  一天,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
  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谢苗诺夫的部队不是驻扎在华北,有日本人供应他武器嘛,难道军火还成问题?”
  米申认真地说:“日本人是不可靠的,他们只提供少量的武器和借款,还要求将军的部队必须打到雅库茨克,否则就断绝军火……你是知道的,苏俄红军已壮大起来,我们的部队反攻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足够的军火就更别想打回俄国去了。”
  霍恩哈特答应考虑考虑,二人约好明天再见。
  为保证骗局的真实性,第二天,米申约霍恩哈特来到白俄流亡者常常聚集的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座落在霞飞路上,是沙俄炮兵上尉特卡钦柯开设的,离佐尔格的寓所只有一百米。流亡者习惯称它为“总部”。
  霍恩哈特跟随米申进入“总部”,在前屋的一个角落里置放着一个陈旧的涂金神龛,里面摆着失去光泽的尼古拉显圣的圣像,旁边的墙上挂着尼古拉二世的画像,下面是两把交叉着的军刀,军刀上面系着圣乔治缎带。这个所谓的“总部”其实是旧储藏仓库改建的。大厅中间有一个小型舞台,台上有一架钢琴,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演唱着一支古老的抒情歌曲。听众用拳头支着下巴,悲伤忧郁地听着她的演唱,有的喝醉了,有的乱喊……
  这一切都给霍恩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确信米申是个白卫军分子。
  两人来到大厅坐下,米申要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堆酸黄瓜、香肠,便开始了谈判。
  米申大口喝着酒,说:“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000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得需要二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
  “数量太大了,无论如何弄不到这么多武器。”听了米申的话,霍恩哈特不禁吓了一跳。以往他都是十几二十支地盗卖枪支,最多也就一百支。如今,米申一张口就二万支,确实让他吃惊不小。
  米申仍然不动声色:“如果你确实有困难,不妨给我们提供个机会,让我们自己搞。自然会有你一份佣金。”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十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
  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
  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免费为他找了两名金发碧眼的女郎。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
  很快,米申便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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