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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上级又将赵国文从安东调回大连。在赵国文、秋世显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发展，并发展了石永贵、宋德贵等一批成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级将破坏的重点转向华北，将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邹立升等骨干由大连调到天津，将赵国文调往青岛，开展对日放火爆破活动。大连的工作转由王木青负责。
1939年9月，上级又将赵国文、秋世显、黄振先调回大连，并指定黄振先为大连负责人。
黄振先，山东招远县孙家洼村人。1919年赴哈尔滨市学印刷，后又自营印刷业，不久停业。 “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军。后经杨奠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赴苏受训。1934年5月回上海，后调往天津指挥大连地区的工作。
为了对大连地区造成空前规模的破坏，大连情报组织成立了“抗日行动队”，分别由赵国文、秋世显率领。赵国文行动队成员有油坊工人黄振先，周水子陆军仓库工人王有佐，日清油坊工人刘永禄、孙文芳等，主要活跃在甘井子地区一带；秋世显行动队成员有红房子码头工人王金泰、李化钧，小车夫于守安，油厂工人吴成江、陆炳义等，主要在寺儿沟一带活动。
另外，为配合大连行动队的活动，国际情报组织还分别成立了天津、青岛行动队，一般是由大连地区负责人交替指挥。天津行动队成立于1936年，其成员多为东北学生，如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学学生张文奎。1938年3月，上级又从大连选派有经验的行动队员石永贵等人来充实天津行动队的工作，而精明能干的石永贵则很快又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等人。1938年2月，秋世显奉命潜入青岛，创立青岛行动队。7月，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又和秋世显对调，来青岛工作，很快发展了张同宴、黄成山等人。
纵观国际情报组织“满洲第一情报组”的工作，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基本上属于动态情报活动，而其属下的三个行动队则在大连、青岛、天津地区造成了空前规模的破坏。仅以大连为例，行动队从1935年至1940年，共放火爆破57起，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日币两千多万元（据1941年2月6日《满洲日日新闻》），按1938年物价折算，能买白面一千万袋以上。再加上青岛、天津两地的战果，日寇损失的总币值近五千万日元。
第3节 烈火雄心
★ 复仇的火焰
1934年7月，纪守先根据A。鲍威尔的命令，派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接替调往奉天、安东等地区活动的赵国文。
来到大连以后，李寿山进入一所汽车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修理技术，结识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员邹立升。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李寿山决定发展邹立升为国际情报组织大连地区的成员。鉴于今后开展的活动主要以爆破、纵火为主，张寿山便对邹立升重点传授纵火技术，很快邹立升就掌握了放火药的调制技术，他曾多次出入市内桥立町丙寅医院购置放火药原料，并在石道街自己的家中试制了一个放火药包。经过试验，发火效果不理想，故没有投入实战。
1935年3月，李寿山又发展了满洲油漆会社职工高绪慎为情报组织成员。
正当邹立升积极准备开展活动之际，李寿山却由于领取汽车牌照，成为一名收入可观的司机，逐渐产生了消极的工作态度，企图过一种所谓“安静”的生活，放松了对部下的领导。邹立升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担，成为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
6月，邹立升在自己的住宅中又调制了一个放火药，交给高绪慎，让他在满洲油漆会社做个“试验”。由于高绪慎考虑在会社放火，弄不好会被日本人发现，丢了饭碗，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实施放火的时候，故意将放火药丢弃在会社附近的水沟里，而对邹立升却谎称已将放火药装置在会社的场区内。
几天过后，邹立升见会社货场没有起火，知道高绪慎说了假话，便再次调制一个发火药交给高绪慎。他语重心长地对高绪慎说：“高大哥，上次的事我也不再追究，不过，这次无论如何要成功。小日本在我们家乡横行这么多年，也该让他们尝尝苦头。干吧，让日本人吓一跳！”
也许是邹立升的话起了作用，高绪慎在6月25日潜入会社货场内，在清漆罐中放置一个放火药。下午8时05分，清漆堆放处燃起了大火，据悉造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损失。
满洲油漆会社的起火，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日伪当局仅把它当作一起意外失火的案子，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但是，这把火却是大连地区的首次“反日纵火”，以这一天为开端，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国际情报组织行动队燃起了一次又一次极为猛烈的大火，将反日的烽火逐渐燎遍关东大地。
1936年初，日军在京津一带到处屯兵，大有一举吞并华北之势。纪守先根据鲍威尔的命令，向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下达指示：组建行动队，在平津地带展开对日军后方基地的大破坏。黄振先身为各地区情报组织的总联络人，早已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将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张文奎组织起来，成立了以学生为骨干的行动队。
5月25日，凌玉安来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72号黄振先的住处。黄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药交给他。“这是10公斤炸药、雷管、引线都在上面。记住，按操作规程办。”
凌玉安接过炸药包，准备起身离开，又被黄振先叫住。
“你就这样走吗？” 黄振先说着拿出一个篮子递给他，“把炸药包装进去，你拿炸药包大模大样走出去，让英国巡捕看见可就坏了。”
凌玉安急忙将炸药包丢进篮子中，又将一些蔬菜胡乱盖在上面……
尽管凌玉安胆小怕事，缺乏经验，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动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时，凌玉安身穿铁路员工制服，挎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工具包，悄悄潜入天津、塘沽之间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设了黄振先交给的那包炸药。他将长长的导火索拉到一处土坡的后面，准备用火柴点燃。由于紧张，连划几次都划不着火柴。他稳定一下心神，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阵轰鸣，远处驶来一列火车。虽然天色开始暗淡，但仍能看清是一列日本军车。因为车头上毫不掩饰地挂着一面“太阳旗”。
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横行？炸翻这趟坐满强盗的列车，又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凌玉安毅然将香烟头摁在了导火线上。“哧哧……”导火线燃起火花，飞快地向前燃烧。那列军车也越驶越近……“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传来，只见铁轨上窜起一团火球，夹杂着浓烟直飞天空。那列军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炸，顷刻间，十几节车厢脱轨，翻到了路基旁……
凌玉安目睹此景，完全被成功的喜悦所震撼，他忍不住爬上土坡，振臂高喊：“我成功了！”
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能坚定凌玉安的信心。这个年轻人终于在同年8月悄悄地脱离了组织，不知去向。
1937年2月，秋世显、赵国文行动队员成功地烧毁了大连日清制油厂，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然而，这时，作为大连地区负责人的张守义，却日益腐化堕落。他高傲自大、无工作能力，还寻花问柳，激起了行动队员们的普遍反感。为此，秋世显、赵国文都深表不满。在多次劝阻无效后，二人将张守义的所作所为向上级做了汇报。鉴于张守义的种种表现，上海指挥机关将其撤销职务，调到上海受训。
这样，赵国文升格为大连国际行动队负责人，秋世显为副手。同时，鉴于该地区的重要性，派遣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兼任大连地区交通员，频繁往来于大连、天津之间，指导大连地区工作。
赵国文、秋世显没有了束缚，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两人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终于将大连国际行动队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使大连地区的工作上升一个新阶段。从4月到6月，黄振先指挥赵国文、秋世显、石永贵等人在各自的活动地域连放了几把大火，烧毁了不少日本军用物资。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伪加强了警力，上海指挥部指令停止活动。正当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时候，却突然停止了工作，黄振先、赵国文，特别是秋世显，都对上级的决定表示不满。三人经过秘密协商，得出如下共识：
“大连地区不能服从上级部门因对时局的认识不当而发下的指令，乘这一大好时机，必须果敢地完成行动队本质使命，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实行‘地区独立工作’。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镇压机关的严格警戒和日本人对中国人警戒增强等客观形势，必须更加隐蔽地进行工作。”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赵国文、秋世显等人开始了大连地区自创设组织以来，必须与上级部门拉开距离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这一时期，为大连行动队的独立活动时期。
由于上级机关停发了工作经费、放火原料，大连行动队的工作陷入极端困难之中。赵国文、秋世显等人毫不气馁，自筹资金，改用蜡烛、汽油、轻油作放火原料，继续进行战斗。
鉴于中国战士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也由于纪守先的多方努力，A。鲍威尔终于在8月下达了恢复“活动”的指令。
9月初，纪守先为大连行动队争取到了大批的活动经费和大量的放火药。但由于黄振先此时仍在大连指挥工作，经费、放火药一时无法分发下去，上海指挥部只好责成杨奠坤、张逸仙“满洲第二情报组”的交通员张琴玲暂时代理交通员的职务，火速将经费、放火药送到大连行动队。
由于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