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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仙认为这样的情报只能通过窃听军用电话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张逸仙三人带上武器和窃听装置，潜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19师团指挥部一带。
很快，张逸仙等人便找到了军用电话线。尤尔卡立刻将窃听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由于他不懂日语，整个窃听工作由张逸仙和金英哲来完成。
8月10日，张逸仙终于窃听到重要内容，他兴奋地对尤尔卡说：“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用电话传达。快，记录下来，东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15师团，第120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6个高射炮中队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19师团固守原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尤尔卡立刻用报话机将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发回苏军第39军军部。
8月11日，苏军又投入一个师，增加了100门火炮，45辆坦克，50架飞机，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对据守几个山头的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第19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全部撤下张鼓峰，回到图们江西岸。
张逸仙等人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8月12日，张逸仙、金英哲送尤尔卡到边境，准备越境返回苏联。
临行前，尤尔卡握住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你是真正的情报战士，希望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相见。”然后，他又和金英哲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次侦察行动，你的功劳最大，回去后我要申请给你发红旗奖章！”
尤尔卡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张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离，准备到珲春休息几天，便各奔东西。
8月13日上午，当两人行至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军宪兵，要过来检查。
张逸仙想自己身上带着武器、地图和经费，一搜身非露馅不可，便和金英哲掉头就跑。日军宪兵紧追不舍，并不住地放枪。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英哲的后心。张逸仙背起战友，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藏在山沟里，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终因流血过多，长眠在深山之中……
张逸仙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战斗的征程。
9月，杨奠坤从上海发来电报让张逸仙，去辽宁寻找常杰男（安非德）。
在张逸仙印象里，安非德是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从苏联培训回国后，被杨奠坤派到葫芦岛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张逸仙乘火车来到锦西，然后换乘汽车来到葫芦岛，拿着常杰男留下的地址来到一处中式小院。张逸仙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位老者。
张逸仙客气地问：“有一个叫常杰男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老者打量了一下张逸仙，问道：“你是他什么人？”说着将他领进院中。
“我是他朋友，顺路来看看他。”张逸仙答道。
“走了。那个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开一间房门，“他给了我半年的房钱，可没住三个月就走了。”
张逸仙跟老者进入这间满是灰尘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东西还在这里。”
张逸仙见床头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尘，打开，里面有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还有一本诗集。
张逸仙考虑既然是常杰男的东西，留在这里不便。于是，收拾起来夹在腋下，向老者告辞。
又转悠了几天，还是没有常杰男的消息，张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张逸仙在灯下翻看常杰男那本诗集，无意中发现封面硬纸板的衬里有些异样，他用手一摸，似乎里面有一张纸。于是，他用小刀轻轻裁开衬里，发现竟是一张带字的便条。
瓦尔德尔、古斯达夫：我没有料到去莫斯科学习后，会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我厌倦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安非德。
张逸仙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常杰男早就脱离了组织。谢天谢地，这封信没有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手里。
这一夜，张逸仙没有睡着。他在反复考虑：在光荣的革命队伍中，在纪律严明的国际情报组织中，为什么会出现常杰男这样的人？不过他还算好的，毕竟没有出卖组织。
张逸仙在第二天用电台通报了常杰男的情况，并告之暂时没有什么异常。
9月末，张逸仙刚回到家里，张琴玲便告诉他，开诊所的那个西医李子涛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夫妻正在闲话，忽然门铃响了。张琴玲开门，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走了进来。
他开口自我介绍：“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想了解有关李子涛的情况。”
张逸仙一边让座倒茶，一边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涛只是相识，没有过深的来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涛私通八路，倒卖西药，现已关押在宪兵队。据他老婆讲，有一个姓张的和他合伙倒卖过西药，而这个姓张的有可能是八路的采买。”
张逸仙不由吃了一惊，但仍平静地说：“我是姓张，但李子涛姓张的朋友总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们调查过了，他和三位姓张的来往。一个是在北宸饭店旁开镶牙馆的牙医，另一位是他儿子的同学，才15岁；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据我们了解，你是个神秘人物。”
张逸仙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做些小买卖，有何神秘？”
杜先生将头探过来。“你虽是教书先生，却长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阔绰。据你的邻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谈，又能和美国兵对话，很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张逸仙微微一笑：“这有何神秘？我教书收入微薄，做些买卖补贴，手头自然也宽裕些。我在东北呆了十几年，自然会些俄语。我这楼下就是英文补习班，自然又学会了两句英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混蛋，你的狡辩！”杜先生用日语骂了一句。
张逸仙自然能听懂日语，但考虑到自己已会两门外语，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语，岂不招惹更大的麻烦，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愣愣地看着杜先生，“您说什么？”
杜先生见他不懂日语，微微一笑，“那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过几天再来拜访。”说罢起身。
张逸仙松了一口气，急忙送他下楼。
在楼下，杜先生来到田瘸子开的英文补习班， 抓起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张逸仙在一旁听到，他向上司报告：张逸仙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此人背景复杂，可以为我们所用……
杜先生走后，张逸仙预感情况不妙，便和张琴玲一商量，烧毁了一大批文件和资料，将电台拆开，砸毁零部件。然后，分别将其丢到法国公园的小河里。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与上海总部的联络中断。由于此时关内的中日战争日趋激烈，与上海交通阻隔，加之宪兵队特务的骚扰，张逸仙和张琴玲决定撤离天津。年底，张逸仙、张琴玲返回东北，在呼兰县裴家铺的裴家大院住了下来。裴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个，长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广在抗战中牺牲，次子裴志亭是张逸仙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
张逸仙为寻找职业掩护，同时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东边的四间屋里开设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个学生。他穿起长袍马褂，把头发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摆着四书五经、《金刚经》，供起了菩萨，烧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学究形象。
1939年春节过后，张逸仙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张逸仙与上级彻底失去了联系。
★ 呼兰河畔
1940年春，张逸仙终于打听到第二情报组的一位联络员尚在呼兰县城。于是，他满怀喜悦前去找这个叫韦昌泰的人。不料，韦昌泰对革命已经失去信心，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关内，张逸仙和上级组织联系的希望又破灭了。
与组织失去联络，不能继续战斗，对张逸仙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哈尔滨苏联使馆去设法接上关系。
春节过后，张逸仙来到哈尔滨，住在泰来街裴志堂的大女儿家，伺机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触。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始终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的重点对象。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本宪兵队专门派遣特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为目标进行谍报工作。他们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拐角的日本军官宿舍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不分昼夜地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
3月的一天，张逸仙身着貂皮领大衣，头戴旱獭帽，装作一副绅士派头，很自然地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馆门前走过。这一次纯属“火力侦察”。他发现了领事馆右前方楼上的观察点和大门口左右几个可疑的“小商贩”。看来，想和领事馆内的人直接取得联系实在是太困难了。
入夜，张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关系呢？记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苏联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给他们送过去苏联的证明材料，这表明领事馆内肯定有情报人员。他又想起，1936年伊万诺夫在动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对杨奠坤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有一个叫库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国际情报工作的。对，就找他！给库茨涅佐夫写封信。于是，张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写了几点内容：一是说明自己的代号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关系；二是让其将自己的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三是约定星期天早晨八时在南岗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见面。
为了能巧妙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