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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讯华尔顿时，他仍然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
这时，华尔顿的苏联助手维佳找到了黄维佑、蒋浚瑜。三人来到一处秘密地点商议。
维佳说：“华尔顿同志已经被捕快一个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内的公寓房子，因他单身居住，雇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华尔顿多日不归，厨师有可能到巡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势必暴露华尔顿同志的住所。我认为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当夜，三人潜入华尔顿住的公寓，经验丰富的维佳仔细观察，确信室内无人后，撬开华尔顿的房门，冒险进入他的房间，把室内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转移了。
维佳这一举动，挽救了华尔顿。后来，敌人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一无所获。
后来，英勇机智的苏联情报员维佳回到苏联，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苏军总部授予他“英雄奖章”。
黄维佑见事情已无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亲家中。黄维佑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有了这个保护伞，黄维佑安全地呆了几天。由于蒋介石对刘思慕在行营的活动恨之入骨，非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不可，最终派军警将黄府团团包围，黄维佑、王墨磬双双被捕。
蒋浚瑜是上海银行家蒋惠先的女儿，富家千金小姐。娇嫩的姑娘被关进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中。尽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她却始终坚定、冷静，一口咬定和黄维佑只是同学关系，其他一概不知晓。
由于此案起因于武汉，华尔顿和陆海防都被押往武汉。由军统二处会同武汉行营会审。由于华尔顿采取了“不开口”政策，使敌人毫无所获。因而此案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敌人始终无法从华尔顿那里得到证实。只是从陆海防的口供中知道此案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但陆海防也不知这组织实际是属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更不知共产国际是红军的借用名义。
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苏联红军使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避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纠纷。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此案只属于共产国际，就不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抗议，使苏联在外交上得以和国民党政府维持政府关系。
在法庭上，华尔顿一见到陆海防远远走来，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海防吓得直哆嗦，连站都站不住。接下来华尔顿便一言不发。
接下来审理黄维佑、蒋浚瑜等人。
黄维佑决心设法搭救年轻的蒋小姐，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把蒋浚瑜的受指控的所谓“罪行”全部包揽下来，为蒋浚瑜开脱。黄维佑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的行动，使蜷缩在法庭一角准备当面作证的叛徒陆海防也发了呆，也许他感到内心有愧，也许被黄维佑的英雄行为所震慑，当法官问他黄维佑所述是否确实时，他不得不频频点头。由于黄维佑竭力承担责任，蒋浚瑜又咬住原来的口供不放。结果，黄维佑被判刑，蒋浚瑜被无罪释放。
最后审理的结果是，华尔顿判处十年徒刑，黄维佑、王墨磬被判处七年徒刑，而蒋浚瑜只以“年幼无知，受共党利用”，予以无罪释放，“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陆海防兄弟的叛变，给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几乎陷于瘫痪。
由佐尔格创建、由华尔顿一手发展起来的这一深入到蒋介石各军事首脑机关内部达数十人的国际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其中包括核心小组的七八个情报工作人员。而华尔顿所倚仗的三个重要情报关系，刘思慕在逃，陈绍稷被秘密处死，章文先去了苏联。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史上的一次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在中国暂时失去了耳目。不过，因此案意义深远，影响极大，也令世人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刮目相看。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怪西人案”有关人员的最终归宿。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总局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1937年华尔顿（勃罗宁）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侦察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1938—1940年勃罗宁在侦察局总部机关从事对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敌后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军衔。1940—1941年在工农红军总参高等侦察学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机械化军事学院外语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内务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尔格》、《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等书，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9月病逝。
黄维佑，1937年9月获释后，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战役中遭日寇围攻，投崖壮烈牺牲。
蒋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外贸部工作，现已离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尔特家里，这里的条件不错，居室很大，家里还专派一名中国仆人接待他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显得彬彬有礼。这一切使汉布尔格感到和欧洲没什么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们居住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使汉布尔格难以入睡。就这样，汉布尔格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也必须回请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汉布尔格，并且期待着他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汉布尔格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汉布尔格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汉布尔格并不反对这些活动，她明白，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体面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层重要的保护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汉布尔格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
1930年秋，汉布尔格家对面的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被一个叫张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门口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期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很多，汉布尔格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出了这是一处秘密工作的地点。果然，几天后，瓦尔特便找到汉布尔格，问她是否愿意帮中国同志做些事情，汉布尔格愉快地答应下来。
汉布尔格认识了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由于他是唯一懂电讯知识的人，所以两人交往多一些。经过一段了解，汉布尔格知道，原来“福利电器公司”是为中国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的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汉布尔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电讯知识帮助他们编写教材，传授发报常识。渐渐地汉布尔格了解了他们的秘密，竟然发现这是中共的第一部电台。
原来，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由李强任科长。同时，他还亲自�